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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斯特拉波是生活于公元前后罗马东部行省的希腊地理历史学家。其《地理志》叙述了以罗马为中心的“世界”及各地区的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将罗马征服以来的“世界”面貌集中呈现出来，迎合了帝国初期自罗马的视角重新认识“世界”的需求。同时，他充分吸收并批判继承希腊学者的研究，尝试探讨人类居住“世界”的范围及其边界等问题，成为古希腊地理学传统的集大成者。《地理志》由此展现出两个相互联系却不完全重合的“世界”，这源于斯特拉波兼顾帝国整体利益和地理学专业研究的考虑，显示出他将希腊学者所知的“世界”嵌入到罗马征服和统治的“世界”中的努力。《地理志》的文本证据表明，斯特拉波笔下的“世界”不仅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也展现了作者对帝国初期希腊—罗马文化聚合趋势的感知。关键词：斯特拉波；《地理志》；“世界”；罗马帝国；希腊公元前27年后，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治下的罗马逐渐将欧亚非的广大地区纳入版图，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湖。他专门撰文回顾一生业绩（ResGestae），称自己“将整个世界置于罗马人民的治下”，并罗列了各个归顺于罗马的地区和族群。同时代的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年—前19年）借罗马主神朱庇特之口说：“对他们（即罗马人），我不施加任何空间或时间方面的限制，我已经给了他们无限的统治权。”另一位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奥维德（Ovid，公元前43年—公元17/8年）更宣称“罗马的疆域就是世界的边界”。布里兹（D.J.Breeze）据此认为，帝国的扩张使得领土和边界意识大大增强。奥古斯都试图塑造的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帝国（imperiumsinefine）。也正因为如此，罗马需要以自身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和确立帝国的“世界”。事实上，罗马共和末期至帝制初期的许多希腊罗马学者已经敏锐地察觉时代的需求，如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公元前年—前年）、西塞罗（Cicero，公元前年—前43年）都有介绍“世界”知识的宏愿。但惟有来自小亚本都行省的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4年—公元23/4年）留下一部全面呈现罗马帝国初期新“世界”面貌的鸿篇巨制。这部作品所及地理范围涵盖了现代欧洲、北非和亚洲的广大地区，因此它也常常被用来说明现实中东西方世界格局的历史渊源。以汤普森（L.A.Thompson）为代表的近现代学者尝试用当代思考解读古代文本，视斯特拉波为罗马帝国的代言人，认为他的叙述将罗马塑造为已知世界的中心；致力于为帝国调查被征服地区的详尽信息；因而认为他是罗马帝国理想热情洋溢的支持者；进而推论他对“文明”和“进化”等观念的宣扬为近代欧洲帝国主义思潮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撑。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催生了探讨和揭露西方国家文化帝国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其代表人物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指出，欧洲殖民者编造了一个独立于现实之外的、想象的“东方”，以“东方学”的学科体系固化了西方优越于东方的观念，从而在后殖民时代继续保持其文化霸权。这一理论同样渗入古代史研究中，促使20世纪后半期的研究者开始反思斯特拉波的罗马帝国东部臣民身份及其对《地理志》写作的影响。他们认为，斯特拉波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来自东部行省的知识精英如何在罗马帝国影响下接受并传播帝国意识形态的典型案例。无论前述帝国主义思潮还是后殖民主义理论都将充满时代色彩的历史思维带入该问题的研究中，从而赋予了古代文本前所未有的现代性。被称为“理想主义”（Idealism）的研究派别否定这种将现代理论和认知置放到古代文本的研究方法，认为这势必造成时代的混淆。凯尔奇（W.A.Koelsch）等学者遂呼吁“让斯特拉波只是斯特拉波”，即对《地理志》的解读必须从他的文本出发，才能全面呈现斯特拉波对“世界”的诠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相关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