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海国图智研究院，作者海国图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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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东南亚在日本地缘战略中的地位摘要：年10月18日，日本首相菅义伟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开启了其上任后的首次海外访问，体现了日本聚焦印太地区的意图。本文以海权理论为视角，对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冷战后日本海权思想演进进行梳理，最后对冷战后东南亚在日本海权战略中的地位进行了简要分析。关键词：东南亚；日本；海权一、日本“海洋国家”的自我认同“海权”（SeaPower）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海军上校马汉（AlfredThayerMahan）提出，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他将控制海权提高到事关国家兴衰的最高战略层面，“海权的历史虽然不完全是，但是主要是记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和最后常常会导致战争的暴力行为。”他指出生产、海运、殖民地是海权的三大基本要素：生产促进交换、海运保障交换、殖民地为交换提供场所。他又提出六点影响海权的主要因素：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民族特点、政府性质，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界定了海权。总的来说，海权是一种影响力，狭义上的海权指的是海上力量控制、开发海洋的能力，即国家在海上的权力；广义的海权既包括军事上对海洋的控制，还包括海上通商能力、海洋资源、海洋运输能力等要素在内的相关能力和资源。马汉的海权论在日本得到了高度认同，这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日本整体位于太平洋西部，由本州岛、北海道岛、四国岛、九州岛和数千个面积总和不及本土1%的小岛组成，国土总面积为37.78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0.27%。地形多为山地丘陵，耕地仅占国土面积的12%，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截至年，日本人口数量高达1.26亿，50%以上的粮食需求依赖进口。同时日本还面临严峻的能源危机，日本能源储量较小，且矿层薄、杂质多，不易于开采，这使得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源进口国，90%以上的资源需求依赖进口。除此之外，火山爆发、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也经常侵袭日本。日本本土呈现狭窄的纵列走向，不具备良好的防御纵深，多数领土在外敌面前均处于威胁之下。地理条件的不足限制了日本的陆权，迫使其积极拓展海上权益，而保护海上交通和建立海上基地是海洋国家维持海权的重要方法，这也为日本军国主义传统的发展提供了依据。年丰臣秀吉以朝鲜拒绝攻明为由发动万历朝鲜战争，明朝集结四万军队抗日援朝，帮助朝鲜取得第一阶段的胜利，年日本再次集结兵力入侵朝鲜，明朝调出7万军队支援，最后万历朝鲜战争以明、朝联军胜利告终。年日本萨摩藩藩主岛津家久派大将桦山久高政府入侵琉球，桦山久高率兵三千人、船一百余只，开启了日本海洋征服的进程，至年，琉球正式被日本吞并。年，日军突袭清军运兵船，发动甲午中日战争，朝鲜半岛全部沦陷。年日俄战争爆发，次年沙俄战败，日本获得库页岛南部以及中国旅顺地区的权益。年日方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日本正式吞并朝鲜。一战结束后，日本攫取大量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至二战爆发前，日本将西北太平洋地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拓展海权战略的成果进一步刺激了其扩张的野心，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于年挑起太平洋战争，至年，日本将阿留申群岛、菲律宾、马绍尔群岛纳入其势力范围。二战结束后，日本的军备受到限制，但并未就此放弃“海洋国家”的身份认同，而是对其“海洋国家”的内涵进行再构建。时任首相吉田茂主张最大限度削减日本的军费开支，转而将经济建设以及美日同盟作为国家发展的两大支柱，积极融入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海洋国家”的发展模式为战后日本的复兴奠定了良好基础，二战后的日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海洋资源，“海洋国家”逐渐成为日本的目的以及处理国家事务的出发点。二、冷战后日本海权战略的变迁“吉田茂主义路线”基本贯穿了整个冷战时期，主张通过海洋贸易维持国家生存，通过日美同盟保障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在年的第一部《防卫白皮书》中，日本提出“专守防卫战略”，主张形成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海权战略。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扩大了对远东地区的界定，进一步拓展了“专守防卫战略”的范围。年《防卫白皮书》将周边国家视为潜在威胁，指出应基于日美安保体系维护东亚地区安全。年的《防卫白皮书》提出了海上制敌的方针，“专守防卫战略”出现向“攻守防卫战略”转型的趋势。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国内外形势发生剧变，两极格局瓦解，民族国家意识逐渐高涨，世界逐渐向多极化发展；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支撑日本经济核心的长期信用体系陷入崩溃，此后出现了“平成大萧条”；五五年体制也走向结束，国内发展形势不容乐观。众多力量面临重新分化组合，为了更好适应全球化浪潮，各国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在国内发展需求的推动力和全球化拉力的双重作用下，日本统治阶层逐步将拓展海权视为冷战后国家战略的核心。在国家身份建构层面，日本逐步向海洋文明国家靠拢。冷战期间，日本受制于美苏争霸，其战略空间被两大集团压缩，很难清晰地实践海洋战略。但日本在冷战后加强了对海洋的管理，修订了《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法》。年4月，日本国会参众两院均以多数票通过了《海洋基本法》，此法律确立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日本国内的合法性，强化了日本海洋政策的六项基本理念，以法律的形式对国家海洋战略进行整体规划并加强对民众的海洋观念教育。在海权发展层面，日本逐渐淡化“专守防御”战略，转向“攻守防御”战略，逐步军事介入东南亚国家事务并扩张其海洋势力范围。安倍再次上台以来逐步开放对武器出口的限制，特别是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参议院通过了修改后的《自卫队法》，允许将二手装备低价或免费转让给他国。年日本联合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国家召开海洋国家会议，意图扩大军事外交半径、加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军事训练与科技合作。在扩张海洋领土方面，日本建设“冲之鸟”礁等人工岛并建设港湾和自卫队基地，以此要求向外延伸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总面积达40万平方公里。三、冷战后东南亚在日本海权战略中的战略价值冷战末期，大量海洋相关书籍的出版推动了日本民众及官员对海洋的重视，但大多书籍集中于经济领域与全球海洋合作，基于海权视角对东南亚的研究并不多见。这种情况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得到了充分改变，东南亚作为航运要道和战略伙伴的重要性逐渐提高，具体表现在海上通道的战略价值、增加抗衡其他势力的筹码两方面。马六甲海峡对日本海权发展具有高度的战略价值，是日本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日本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国家，海上贸易占贸易总和的95%，其中90%由马六甲海峡承担，每年从非洲和中东进口石油及其他原材料的90%都经此通过。冷战后，为提升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日本政府向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家提供大量经济援助，截至年，日本累计对印尼官方发展提供援助共.59亿美元，为马来西亚提供援助共24.82亿美元。年始于泰国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至印尼和马来西亚，为应对危机，日本提出“新宫泽倡议”，为印尼经济复苏提供亿美元；年，日本针对印尼的社保体系提供亿日元的贷款支持，用于建设卫生及教育事业；年日本向马来西亚提供亿日元的发展贷款援助。“9·11”事件的发生使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反恐，认为马六甲海峡也面临被恐怖袭击的风险。日本以打击马六甲海峡海盗和恐怖活动为由，于年将三艘巡逻舰交付给印尼，并于年向马来西亚捐赠设备以增强其保障马六甲海域安全的能力。东南亚是日本与美国争夺亚太地区政治主导权的重要筹码。冷战的结束为亚太地区带来良好的发展前景，尽管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动力，但亚太地区充满活力，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美国提高了对亚太地区的重视程度，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相较于之前布什的“太平洋共同体”，克林顿时期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把建立开放市场、推行民主和人权、多边协调磋商、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作为该政策的核心。长期以来，日美同盟都是日本外交的基调，在日、美、东南亚三边关系中，日本常常保持对美协调的态度，但冷战后日本谋求在东南亚和美国的对等地位，积极践行脱欧入亚的战略，意欲通过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活动增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东南亚地区也是日本与中国博弈的重要场所，冷战后，中国出现新的经济增长高潮，使得“中国威胁论”在日本颇有影响力。过去东南亚国家将苏联视为最大威胁，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作为最大邻国，再加上南海地区的海洋领土争端，“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也具有一定影响。基于冷战后区域格局的变化，日本得以利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领土争端牵制中国，达到增强自身海权的目的。四、结语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日本缺乏发展陆权所需要的战略纵深，故将发展海权视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要素，并在长期的为争夺海洋资源的战争中形成“海洋国家”的身份认同。冷战后日本的海权战略从吉田茂的“专守防御”转向“攻守防御”战略，积极构建“海洋国家”的身份认同，通过军事介入东南亚事务、扩展海洋领土的方式发展海权。而东南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保障航运安全、增加抗衡其他势力的筹码、构建地区秩序层面发挥重要作用。（杨朔，海国图志研究院研究助理，现为研究院出版物《东南亚观察》编辑。研究兴趣：区域一体化、中国—东盟关系）[1]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M]，解放军出版社，年版，P1[2]周雅静，日本海洋环境保护现状及对我国的启示[J]，《低碳世界》.12，P[3]朱晓琦，日本海权思想演进中东南亚认知的变迁[J]，《东南亚研究》.4[4]席来旺，克林顿的“新太平洋共同体”设想[J]，《和平与发展》.4[5]数据来源：日本外务省网站数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