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砚菲，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

在研究前现代帝国时，西方学术界倾向于强调前现代帝国较之民族国家对治下不同宗教和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度。本文提出，前现代帝国对国教以外的宗教的政策其实大不相同：有些帝国允许各种宗教自由实践和传播；有些帝国却严厉打击“异端”和“异教徒”，并强令统治下的人群改信国教。本文有以下两个贡献：一是按照对国教以外的宗教的“宽容度”对23个前现代帝国的宗教政策进行了区分，并将它们划分为6个梯队；二是对帝国宽容度的不同提出社会学的理论解释。这一理论的关键是“零和扩张”这一概念。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前现代帝国所尊奉的国教越具有零和性和扩张性，教权对政权的牵制越大，帝国就越不可能实行容忍多元、灵活变通的宗教政策，越倾向于打击“异端”和“异教徒”。或者说，决定前现代帝国宗教宽容程度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国家能力，而是帝国所尊奉的国教的性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教关系。

关键词

前现代帝国；宗教宽容；政教关系；零和扩张思维

近年来，西方学界掀起了新一波的帝国研究热潮。在这一波热潮中，一个反复被强调的主题是帝国——尤其是前现代帝国——对不同文化的容忍以及帝国文化的多样性。例如，巴基(Barkey,)在她的书中强调奥斯曼帝国对不同宗教和族群的包容以及如何善巧地运用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来维持和巩固其统治。伯班克与库珀(BurbankCooper,)的著作突出了各大帝国如何包容、操纵，甚至制造其治下人群的多样性这一主题。库马(Kumar,)考察了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俄罗斯帝国等五个对现代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帝国，而帝国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也是贯穿该书的主题。帝国研究的这一问题意识反映了西方学者对现代民族国家的不满：现代民族国家过度追求单一民族性和文化整合，导致了前现代帝国时代多彩多姿文化的凋零，造成了族群冲突。

西方学界产生这一问题意识不难理解，但它也掩盖了前现代帝国之间的巨大差异。比如，前现代帝国的文化多样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内部宗教的多样性，但不同帝国对国教以外的宗教的态度其实差异很大。有些帝国实行包容政策，允许各类宗教自由发展；有些帝国却严厉打击“异端”和“异教徒”，并在被征服地区强力推行国家所支持的宗教。

本文有两个目标：一是比较前现代帝国对国教之外的其他宗教的宽容程度；二是对这些帝国宗教宽容度的不同做出解释。在此有三点需要说明：首先，本文只是基于历史的社会学分析。各宗教的性质和政教关系在当代社会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本文并不涉及。其次，本文旨在分析前现代社会的政教关系及其影响，并不对文中所涉及的宗教本身进行价值评判。最后，本文不考察帝国的其他政策维度。一个对宗教很宽容的前现代帝国也可能在其他政策维度上表现得不宽容。

一、概念与理论

在本文中，“宗教宽容”指国家对其所支持或奉行的宗教或宗教派别之外的宗教团体和信徒的包容。不论帝国对宗教宽容的价值是否有所认识，不论帝国对某一宗教团体和信徒持赞赏、不置可否还是憎恶的态度，只要容许他们存在，即被认为是对他们实行了宗教宽容。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宗教宽容并不等同于近现代国家基于宗教宽容和宗教自由等理念而实行的宗教宽容。

对现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宗教自由思想可以溯源至17世纪皮埃·贝尔（PierreBayle）和洛克等思想家提出来的宗教宽容主张(Zagorin,)。到了18世纪，这一观念得到伏尔泰等启蒙运动知识分子的力倡而逐渐在知识阶层深入人心。那个时期的一些开明君主，如神圣罗马帝国的约瑟夫二世（-年）、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年）、俄罗斯帝国的凯瑟琳二世（-年）的宗教政策都受到这一观念的影响。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如潘恩）进而提出，宗教宽容这个概念本身也有误区，因为它含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意味着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有权来决定对哪些宗教群体开恩。他们由此提倡用宗教自由这一概念来替代宗教宽容，意在强调自由地信仰宗教是不可被剥夺的人权，是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Kaplan,:8-9)。这一宗教自由的思想反映在美国的《权利法案》和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人权宣言》中。随着欧美势力的全球扩张，这一理念和与之相伴的制度安排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形成全球性的趋同。正因宗教宽容与宗教自由理念推动下的国家宗教政策的成因与之前的国家宗教政策的成因很不同，故本文只考察未受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宽容和宗教自由思想影响的前现代帝国的宗教政策。

另需说明，宗教（不）宽容可指国家对宗教团体的（不）宽容，可指主流社会对少数群体的宗教的（不）包容，也可指宗教团体之间的（不能）彼此包容、和平共处。后两个方面的宽容与国家政策性宽容背后的原因有很大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的分析框架。出于分析清晰化的需要，本文只考察帝国统治精英所采取的宗教政策，不涉及后两者。

近年来的研究均强调前现代帝国对文化和宗教的包容，以及帝国如何管理和利用内部的文化多样性。这些研究在解释前现代帝国的宗教多元性时大致遵循两种彼此间并不一定互相排斥的思路。我们姑且将它们称为功能主义理论与国家能力理论。

巴基（Barkey,）指出，帝国追求的是疆域和权力的维持和巩固，而宽容、迫害、同化与驱逐则是帝国对不同文化的人群的四大统治策略。宽容政策能帮助帝国维持和平和秩序，赢得不同群体的忠诚，并让他们在政治、经济、行政等方面发挥作用。巴基认为奥斯曼帝国国祚绵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对治下人群实施了宗教宽容。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宽容政策有着如此大的助益，为何不是所有的帝国都采取此政策呢？为何某些帝国的宗教政策会从宽容转向不宽容呢？巴基自己在书中也用其他帝国的例子来衬托奥斯曼帝国的宽容，并且也专门讨论了奥斯曼帝国后期政策的改变。然而，在分析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宽容政策时，她的视角是典型的功能主义，甚至将帝国处理内部差异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也变成了帝国定义的一部分（Barkey,)。虽然她在分析不同帝国间的区别以及对奥斯曼帝国后来的政策变化时不乏见解，但功能主义视角使她的分析显得就事论事。总之，对于什么样的帝国或者帝国在何种情形下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这一问题，巴基没能提供系统的分析框架。另需指出的是，在她的视角下，帝国统治精英考虑的都是政治和经济得失，不受理念和文化的支配（Barkey,）。

国家能力理论和巴基的理论有相通之处，但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分析框架。这一理论的要义是：前现代帝国不得不依赖有限的交通和通信设施以及薄弱的官僚体制来治理一个疆域辽阔、人群多样的国家，因此，它们都是“侏儒巨人”（punyleviathan）(Hall,:)，不得不倚重地方精英的间接统治，并采取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方针，这就造成了前现代帝国在宗教与文化上的高度多元(Hall,;Laitin,)。国家能力理论的优点在于强调了传统帝国所面临的硬条件约束，并且很容易从它引申出一个解释传统帝国在宗教宽容方面差异的理论：帝国的治理能力越强，它的宗教宽容性越弱(Laitin,)。国家能力理论是本文的主要对话对象。笔者认为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前现代帝国宗教宽容度的差异会碰到一系列问题。比如，改奉基督教前后的罗马帝国在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并没有明显区别，但它的宗教宽容程度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后文将进一步剖析这一理论在具体经验解释中出现的偏差。

以上两个理论都侧重前现代帝国的组织特征对帝国行为逻辑的形塑，而完全忽视了前现代帝国奉行的意识形态对它行为的影响。

有些帝国研究者在比较帝国与民族国家时，注意到了帝国和民族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伯班克与库珀(BurbankCooper,)指出，在民族主义理念的驱使下，精英们追求建立单民族的政治共同体，大力推行语言和文化的同质化，并排除异族。这个过程经常会导致族群冲突、清洗和屠杀等剧烈的暴力；而前现代帝国由于不受民族主义理念的绑架，在处理文化和宗教多样性上拥有更大的空间和弹性。

更早的研究者对前现代帝国国教性质也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