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二战德国兵

终于可以看看德国人是怎么看待二战了。

布劳姆贝格是德国北威州边缘地区的一个古老小城，距离相邻的下萨克森州只有0公里之遥。这里是丘陵地带，山水清秀，满目葱茏，风格各异的民居小楼分布在老城内外，显现出典型的环境很难让人产生关于战争的联想。

在刚到德国不久的一次聚会上，柏林工大的一位老教授告诉我：年初他进了盟军的战俘营后，曾有几个美国兵先后问过他：“你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为什么还要打仗？”在未经战火破坏的德国村庄中，这些美国大兵第一次领教了德国人精致的生活质量。他们想不通，这些日尔曼人还想要什么？德国为什么甘愿冒着把如此美好的家园置于战火之下的风险去发动战争？

布劳姆贝格的原名叫做“Blumberg”，意思是“花山”，因为这里曾以种植花卉而闻名，在当代则因为它是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家乡而为人知。战争期间，这里的青年男子悉数被征入伍，如今80以上的老头几乎都是幸存下来的“二战”老兵。

年2月9日下午，我在花山市前任市长的家中和主人聊天。客厅的一面墙完全是落地窗，坐在沙发上，主人家花园里茵茵绿草一览无余，园中松树的枝叶随着无声小雨微微摇拽，使人隐隐感到一种大自然的无声舒展。客厅内的装饰洁净而典雅，不存在丝毫做作的豪华。显然，这一切和主人的收入高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反映出的是一种生活的情趣。

老市长马亨唐茨有绅士般的风度，她已经退休两年，现在家潜心研究历史。他的夫人英格利特是一个忙碌于教会公益事业的退休教师，性格开朗泼辣，办事有火一般的热情喝风一般的速度。他们的独生子迪尔克是我的好朋友，他在上大学时选择了汉学，并在上海学过两年中文，以后又长期从事中，德交流，现在北京一家德国机构工作。这对老夫妇在儿子职业的不断了解过程中也变成了中国迷，他们不仅知道自己的中国属相（先生属牛，太太属虎），还连年去中国旅游，家里也经常接待意欲参观德国家庭的中国代表团。所有这些因素和我采访“二战”老兵的计划加在一起，就有了“老马”一家为我召集的一次老兵座谈会，深谙历史的老市长也成了我花山之行的第一个采访对象。

“二战”结束时，老市长刚8岁，虽然是个孩子，但对那场战争已经有了自己的记忆。他的父亲参加了“二战”，于94年战死在莫斯科附近，那时正是德军闪电战首次受挫之际。那年的2月3日，花山的家家户户都在迎接新年，老市长的母亲突然收到战地信使送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原来是丈夫的阵亡通知。母亲哭倒在地……全家在悲哀和绝望的气氛中迎来年。此后母亲一直没有再嫁，独自把孩子们培养成人。她的最终结局是悲惨的。有一天老市长在开车上班的路上遇见因车祸引起的交通堵塞，等待了很长时间仍然无法前行。后来他终于失去耐心，便离开汽车去看事故的处理情况，结果看见躺在肇事汽车轮下的死者正是自己的母亲……

老市长说：“战争给每一个德国家庭都程度不同地留下了阴影。消除它需要时间。我们这一代人彻底摆脱它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有义务教育后代如何使这一悲剧不再重演。”

事实证明，老市长做到了这一点。我和他儿子迪尔克曾谈起过“二战”给德国带来的灾难，迪尔克的一句话令我大为震惊，他说：“一切报应都是德国人自己召来的。”老市长说：“至今很多人认为：希特勒能在年9月之前死去，他会作为德国历史上的伟人载入史册。”这句话其实代表很多老一辈德国人的想法。换句话说，如果希特勒在实现振兴德国经济、消除灾难性的失业、突破《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夺回军事主权以完成奥地利、苏台德等地区纳入德国版图等一系列计划之后，在发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对波兰的侵略行动之前能够寿终正寝，他留给德国历史的便是只有可歌可泣的辉煌成就，而后来的战争灾难也就不会出现。

无论这样假设是否有意义，它至少反应了一点：相当一部分德国人至今仍然对国社党领导的德国政府在发动战争之前的行径予以完全肯定。那么，希特勒在年上台直至年发动“二战”之间的所作所为对德国民众究竟意味着什么？老市长是教育专家，而在德国凡涉及教育就离不开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他认为，“二战”是“一战”的继续，“一战”是欧洲列强长期利益争夺的继续。在欧洲的历史上，德国不过是一个后起的强势争夺者。德国之所以在“二战”中失去道义，第一在于它在全球性厌战的大形势下发动侵略战争，第二在于它把种族灭绝政策融入了军事行为。这使我想到了中国的“春秋无义战”。在欧洲的历史长河中，列强争夺、对外扩张喝弱肉强食从未停息，说白了，德国无非是坏得比较迟，而且坏过了头。

要了解德国为什么选择纳粹党，就必须知道“一战”给德国留下的是什么。对这一点，老市长给我做了一番简洁而清晰的构画：魏玛共和国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存在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德国在“一战”后选择共和制并非来源于民主意识的提高，而是在帝制崩溃后的一种对西方强国的机械效仿。“一战”失败的内因不是由于别的，而是由于国力的衰竭----德国已无法承受继续维持战争所带来的重负。这就注定了封建的和军国主义的德国在尝试民主体制方面的先天“缺钙”。而在另一方面，同盟国也根本没有给德国滋生民主、恢复生机的机会。他们考虑的只是如何从战败的德国身上榨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如何阻止德国再度强大并威胁欧洲安全。德国得海外领地被彻底瓜分。德属东非大部分归了英国和法国；德属西南非洲分给南非联邦；新几内亚岛的德属部分移交给了澳大利亚；萨摩亚群岛分到新西兰手上；太平洋中部的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全给了日本；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也转给了日本。按照《凡尔赛合约》，德国的陆军被压缩为0万人，海军只允许有.5万人，全部舰艇只能有36艘，空军完全禁止存在。坦克车、装甲车、潜艇一律不允许生产。这样的军力就连平息国内大范围武装扰乱都很困难，国防就更无从谈起。战胜国割走德国战前领土的/8给它的邻国，并规定莱茵河西岸地区要协约国军队占领5年，东岸在50公里内一概作为军事真空区。胜利者要借此建立起他们和德国之间的一道宽阔的安全缓冲区，而德国，面对武装精良的邻国已经没有任何安全屏障可言。除此以外，《凡尔赛合约》规定德国要向战胜国总共支付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每年要支付20亿和26%的出口商品收入。向一个国库已被战争掏空了的国家索取如此巨大的赔款，这无疑是把它逼向绝路。这不仅不可能催生民主与和平，而且一定会孕育出欧洲新的动荡和灾难。因为这种压榨只能播下德国复仇的祸根。

对此老市长举例说：“到了年，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物价飞涨，一个美元已经可以换到4万亿帝国马克。有一个叫做特欧的博士在他死前写成的回忆录中提到，放当时买一个面包要亿马克，一升牛奶要3亿马克。因此有一个作家写过一句名言：“纳粹的诞生不在慕尼黑，而是凡尔赛。”你知道这个特欧博士在“二战”时期是干什么的吗？他成了帝国军备部副部长。“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把德国经济直推崩溃的边缘，仅仅在两年内，德国的失业人数就达到多万人，占当时全部人口的/0，占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当时德国的家庭人口比现在多，父母带三四个孩子和两个老人一起生活的家庭很普遍，而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挣钱的劳动力经常只有一个人。这意味着，德国已面临整个民族的生存危机。

“在这样的困境下，魏玛共和国无能为力，国际社会也没有救助。现实把德国逼向了一条绝地----德国呼唤强人、呼唤铁腕，德国只能在极左和极右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谁能把德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谁就可以成为大众拥戴的领导者。年9月4日是德国走向独裁的关键一天，那天共有万选民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领袖希特勒。年月30日，希特勒上台成为帝国总理。你看，先天不足的德国式民主最终产下了一个怪胎，居然造就了专制独裁，这难道不是民主的悲剧吗？难道不是对西方战胜国遏制德国政策的一种反动吗？”

在一些历史资料影片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30年代的德国民众向希特勒欢呼的场景。我觉得自己已经能够理解当年那种山呼海啸般的狂热了，那是一种由感激、信任、爱戴合成出来的极端崇拜和高度认同，那是一种被压抑4年的民族振兴渴望的释放，那是一种由衰败转向强盛、由屈辱转向骄傲的群体宣言。既然狂热基于希特勒领导的国家主义工人党执政后的经济成功，它对独裁、专制的认同和追随也就不言而喻了。在这样一种大众氛围下，希特勒把德国引往任何一个方向都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了。

戴林，邦特鲁普人，年出生，年应征参军，第三山地师高射机枪手：

在七岁以前，我的全部记忆就是一个词----饥饿。我们全家一共五口人中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而他竟然一共失业了7年半的时间！那时我们全家每个星期能够从政府得到7马克的救济，长期吃不饱肚子。当时全德国至少有半数人口受到大失业的波及。德国人已经活不下去了。我们全家能够买得起食品就是数量很少的土豆和面包。我的母亲就把土豆煮得稀烂后捣泥，然后拌上盐，让我们抹在面包上吃，就像今天在面包上抹果酱和黄油那样。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德国简直就像获得新生。生活很快就得到了改善，老百姓不但有了吃的，就业率几乎达到00%。作为一个7岁的孩子，我当时最鲜明的记忆就是：肚子吃饱了，日子过好了，我们有希望了！

布朗特，奥格斯堡人，96年出生，年自愿参军，空军飞行员：

“一战”结束时我已经3岁了，我属于亲身经历过德国两次战败及战后重建的一代人。对20年代的饥饿和通货膨胀，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物价非常昂贵，钞票上的数字都以亿为最小计量单位。我家里很穷。父亲是个小公务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工资微薄，只能提供一个孩子的学费，所以家里只有我哥哥一个人能上学。我的小学知识一大部分都是在家里学的。希特勒上台那年我7岁，当时我对政治不太了解，只知道在慕尼黑起家的国社党成为了执政党。但过了不久我发现周围环境发生奇迹般的变化----生活物资充足起来了，失业大军消失了，高速公路建成了，国防实力恢复了……希特勒竞选时的全部承诺在一步步地兑现。大家对前途有了信心，开始相信国社党领导国家的能力。“二战”爆发那年我23岁，我是自愿入伍的。我觉得是我对祖国应尽的义务。但我有一个先天的毛病，就是射击必须把枪托顶在左肩，这个习惯使我无法当步兵，于是我干了飞行员。在参军前，我好过三年滑翔机教练，去空军毫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