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大国崛起的逻辑

　“大国崛起”，不仅是一种历史现象，同时也应当被视作国家理论中的一个特定概念。概念是要有逻辑支撑的，逻辑支撑是要有历史内容的。

　　孟子曾对“大国”概念及其内在逻辑关系有很好的表述，他说“以仁假力者霸，霸必有大国”。（“孟子?公孙丑上”刘俊田等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这里的“霸”讲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霸权”，而是有影响力的国家；所谓“仁”，讲的是国家制度，而“力”则是一个国家的现实国力。这样，大国崛起就应具备国力和制度这两个要素。其中，国力是资源转换形式，因此，大国首先应是资源占有和控制较多的国家。孟子的话，对现代国家崛起的研究，也同样适用。

　　人总是要吃饭的，为了经济利益人们便组成各种社会集团，并以集团的名义展开阶级的和民族的斗争，这种集团发展的最高形式就是国家。古代国家内外关系以血统皇权维系，近现代国家内外关系则以法权意义上的主权维系。这样，主权就成了现代“国家崛起”理论的逻辑起点。与人要吃饭的道理一样，国家更是一个汲取资源的强力系统。国家的崛起需要资源支撑。这样，国家存在所依赖的资源则成了“大国崛起”逻辑演绎的第一环节。由此便派生出如国家力量、国家权力、国家权利、国家制度和国际民主等概念系列。概念是逻辑演绎的“纽扣”。

　　但是人毕竟与动物不同，人在吃饭的同时，还是要思考的；国家在需要资源的同时，也要有意识形态和相应的社会制度。物质资源，尤其是战略性物质资源的有限性与极难再生性，决定国家间的关系是一种绝对博弈关系，但是绝对博弈中可能出现的绝对“零和”结果，又使人的绝对博弈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变为相对博弈关系，在各自国家力量的边界寻求理性和解。一张世界地图，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崛起本身并不仅仅是国家为获得资源释放国力的物理过程，确切说，它更是一个政治过程。国家政治是国家力量的理性使用。亚理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辩证法是逻辑演绎的科学方法，人类自觉运用辩证逻辑的能力是理性的表现。

　　国力是国家崛起的基本条件。国家力量的核心当然是军事力量，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年版，第页。）但是，国家军事力量是要有边界的和不可透支的。这是因为国家可控资源是稀缺和绝对有限的；除非这个国家将全世界的资源拥为已有。但这样就会出现一国与所有国家相对立并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悖论。历史表明，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衰落于世界性扩张。对已崛起的大国而言，其衰落速度与扩张程度为正比。德国俾斯麦在主权统一问题上不惜铁血，但在统一后，尽管德国已有了令整个欧洲望而生畏的武力，但此时德国外交却表现出少有的温和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幸的是，德国威廉二世及后来的希特勒放弃了这种与大国交好的温和外交政策，走世界扩张和无限透支武力的道路，这又使德国在大战后惨被肢解。二战结束之初，美国也曾表现出全球武力扩张的倾向，朝鲜和越南战争透支了美国的国力，并造成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衰落。尼克松上台后迅速果断从越南撤兵，收缩国力，此后美国国力再次恢复并持续继续上升。苏联解体后，美国重蹈冷战时期世界武力扩张的覆辙，继年和年的海湾和科索沃战争之后，美国在新世纪之初几乎一年发动一场战争。现在美国陷在伊拉克不能自拔，国力出现衰落迹像。

　　这些历史经验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是有用的。尽管中国经济已日益与世界融为一体，尽管中国对国际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但中国一定要理性地认识和保持武力的使用限度：在主权统一问题上，中国武装力量使用是果断有力而不惜代价的；在国际资源利益问题上，中国的武装力量使用是自卫性；在国际问题上，中国武装力量只用于在联合国的框架下维持世界和平。与霸权国家不同，服务于中国崛起的国家军事力量只是一种自卫性力量，因而只是一种有限使用的国家力量。如果中国能理性地认识并守成于这个这个限度，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可持续的。为了主权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发展，中国应当敢于使用武力；同样为了尊严，中国也要不轻易使用武力。现在我们再回头反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以及小平同志为中国未来50年的提出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就会理解这是他们那一代领导人，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所作出的对中国未来崛起边界的理性限定。对今天中国人而言，最困难的也许不在于中国崛起，而在于中国是否可以理性崛起。理性崛起意味着准确地把握中国崛起的边界，而规定这个边界的则是国家资源可支撑的国力边界。

　　国家崛起的逻辑必须是自主逻辑，依附于他国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目前拉美国家发展就是这种依附于西方资本的模式。拉美国家放弃了国际上的反霸斗争，依附霸权换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国内阶级斗争。拉美模式的要害在于以大量牺牲国内劳动者利益和民族市场为代价，主动向北方国家长期大量“供血”并以此换来与北方国家的“罗马式的和平”（PaxRomana）即奴隶主与奴隶间的和平。这样的结果是国家放弃自主发展道路，本国经济丧失自我内部循环的条件，最终将国家命运交付给西方。历史上，为了避免依附型发展道路，美国人民发动独立战争；在南北战争中，林肯不惧来自英国的压力，不惜铁血打败了一心想依附于英国的“南方同盟”，维护了民族市场，美国由此迅速崛起。上世纪30年代，中国蒋介石政权选择了依附于国际资本的买办道路，少数人积累大量财富，国家大规模向国际资本出让利益，由此造成国内工农大量破产，民族市场严重萎缩。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使中国脱离了依附于国际资本的发展道路，并在以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成长为一个令世界尊重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强国。建国之初，中国外交上提出五项原则，是中国崛起的和平宣誓，由于这个宣誓有坚定的国家意志和强大的国防力量支撑，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朝鲜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受到东南亚国家的尊重和欢迎，西方人对周恩来也敬意有加。因此，大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以仁假力”和国家威信形成的过程。

　　那么，中国崛起的逻辑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主权是大国崛起的逻辑起点。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但中国又是一个主权尚未完全统一的国家。前者决定中国的崛起应当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平等地接受，而不是强迫世界接受的过程。在国际法的框架下与国际社会和平互动，按自由贸易原则平等地分享国际资源是贯穿中国崛起始终的原则。此间，中国国力使用是有限的，军事的性质仅属于自卫性的。后者决定中国的崛起又是中国完全实现主权统一的过程。与“台独势力”斗争，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对中国来说，是不容讨论和不能妥协的原则。从这两方面看，中国崛起的认识逻辑是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统一。

　　第二、资源，是大国崛起的逻辑演绎的第一环节，但对中国而言，它又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据统计，到年，国内石油、天然气、富铁、富锰、铜等10种矿产已不能保证并需长期进口，铬、钴、铂、钾盐、金刚石等严重短缺。到年，对经济发展45种矿产资源中可保证经济发展需求的只有5种。能源方面，从年起，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7%以上的增长的同时，中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年净进口量超过万吨。未来15年内，我国国民经济将以7%左右的速度发展，原油需求将以4%左右的速度增加；同期国内原油产量增长速度只有2%左右，低于原油需求增长速度，国内原油供需缺口逐年加大。预计年原油需求2.45亿吨左右。年初，中国地质科学院发表报告指出，除了煤之外，后2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石油、天然气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至5倍。报告说,中国的主要油田都已接近生产结束期。到年,中国需要进口5亿吨原油和亿立方米天然气,分别占其国内消费量的70%和50%。中共十六大为未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目前看，仅凭国内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和油气资源的储产量不足以支撑这个目标，而国际油气资源进口上游地区，基本又为美国等西方海权大国所控制，这种控制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又进一步强化为经济垄断。这对油气进口依存度日益增大而同时又对油气上游地区没有多少控制力的中国能源消费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尤为严重的是，中国资源短缺现实，又与大国间普遍存在能源危机同期出现。新世纪到来之初的头几年，美国几乎一年发动一场战争，这些战争大都发生在石油贮量丰富的中东地区。中国今天正在崛起，而目前中国可控资源又远远不足以保证这种崛起。这将迫使中国产生更迫切的国际民主诉求并向国际社会要求更加民主的资源分配体制。但历史表明，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这种诉求是和平实现的，除非这个国家选择没有前途的有和平而无崛起的经济模式。如果再考虑台湾因素，中国在崛起之初，就可能不得不面临强力崛起的选择。

　　第三、政治文明是中国崛起的逻辑主线，也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崛起的政治保证。中国对政治文明的诉求是国际民主与国家民主的统一。

　　国际体系，本质是一个国际资源分配体系。现存的国际资源短缺是绝对不平等的国际资源分配体系的结果。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的中国国内资源供给日益短缺状况，使中国对外部国际体系，尤其是资源分配体系有了更迫切的国际民主诉求。自由贸易和国际民主，是近代法国、德国、美国等在反对英国霸权过程中提出并以武力相捍卫的政治诉求，年美国总统T.W.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纲领》，便是这种诉求的最集中和最全面的表述。今天中国也遇到了同样的需求并意识到了自由贸易权利和国际民主权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中国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并与国际贸易和世界资源产生了日益密切的依赖关系。中国发展在对国际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根据责权对等原则，中国也就自然拥有了平等获得相应的国际市场和资源份额、自由贸易及平等地利用海洋运输通道等权利。但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这些权利正在受到已崛起并异化为世界霸权的国家的压迫和无理限制。中国的崛起不可能不对这个不民主的体系提出民主诉求。国际民主，本质是主权国家对国际资源，尤其是极难再生的稀缺资源的平等共享的权利体系。世界上绝少有国家为阳光打仗，因为阳光是充足的。二战后各国经济发展造成资源短缺，由此造成日益严重的南方国家对国际资源的依赖，这种依赖使南方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共享国际资源的权利。这些权利便是当代国际民主的核心内容。

　　国际民主本质上是反霸的。西班牙、荷兰曾压迫英国的崛起；英国强力崛起后，它就压制美国崛起。美国强力崛起后，它现在就压迫别的国家比如苏联、中国等国家崛起。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都是在强力应接挑战中崛起并获得既定的国际资源份额的。这种份额比例则是在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后得到确认的。现在亚洲随中国崛起而形成一批新兴工业国家，与此相应，南方国家改变不平等的国际资源分配体系的民主诉求也日益强烈。南北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吃饭”问题上，人类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是国内阶级斗争，就是国际间的民族斗争。历史上，与暴力相对立的国家理性，从而国际民主只能在国家力量的边际发生。过去是这样，今后也不可能有大改变。即使是今天的联合国，如果没有核武器作后盾，五个常任理事国就不有实质性的权力。对中国而言，现阶段的中国不仅面临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还面临国家主权统一的问题。这都涉及到仅靠口头宣誓而不能捍卫的安全底线。因此，中国的国际民主权利也必然是一个非强力捍卫而无法保障的权利。

　　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同时是一个践行国家政治文明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国内工农大量贫困，政治文明日益衰落中崛起。中国崛起不仅需要物质支撑，同时还有精神的支撑。而精神支撑是需要文明的制度保障的。在国体不变和资源条件充分的前提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用不同政体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参与。目前已崛起的西方大国政体在资产革命胜利之初，都经历过短期的阶级强制即专政阶段，在相当的时期中，阶级专政甚至成了这些国家推进经济的手段：英国有克林威尔专政时期；法国有拿破仑专政时期；德国也依次经历过俾斯麦、威廉二世，乃至希特勒法西斯专政阶段；甚至是19世纪的美国崛起，也不是牧歌般的进程：它对国内阶级镇压也是出奇的严厉。只是当这些国家走向世界，并从世界获得更多的利润和资源回流补偿后，国内阶级矛盾才因外化为国际民族矛盾而开始缓和：居民的阶级身份，逐渐转向公民身份，国家阶级专政政体便转变为建立在政府与公民契约制度上的法制政制。英国早期的宪法性文件如年的《人身保护法》和年的《权利法案》、美国年的《独立宣言》和年的《宪法修正案》、法国年的《人权宣言》等，从立法上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国家公民权利从文件真正进入居民生活，是在后来相当长的时期，尤其是这些国家实现海外扩张并由此得到大量利润回流后才逐步实现的。

　　国家公民身份是“人民自决权”和“民族自决权”自觉让渡给国家主权后的产物，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中具有首要的意义的，是被纳入权利-义务体系中的公民在对国家尽其依法纳税和效忠义务的同时，国家也对其公民权利有依法实行保护的责任。在这种互相制约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国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全体居民的积极性。古代罗马曾用扩大公民权范围和数量的方式获得国内居民对国家目标的更广泛的支持，西方在通过从专政体制向法制体制的转变后赢得国内大多数居民的支持。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也曾经历过“人民民主专政”时期，其间的国家居民身份曾以阶级“成份”来划分。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建立法制国家的探索，依法制国和依宪治国已成为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与此相应，国家居民身份自然而然地从以往的“阶级成份”过渡为国家公民身份，国家政体由阶级国家转变为公民国家似乎成了既可与世界现代文明对话又能最大限度调动中国居民活力的必经之路。

　　但是，中国政治文明的逻辑，不仅具有世界文明的共性，也具有中国的个性。与西方英美国家不同，而与小自耕农居多的早期法国相似：早期法国提出“公民权”的概念更侧重于保护占人口多数的第三等级的权利。今天的中国仍是工农居于绝对多数而在短期内又不能使之转化为中产阶层的国家；与此相应，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护工人和农民的基本权利在中国公民国家制度建设中就具有了基础性的意义，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体对政体改革的绝对要求，而且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时期工农联盟的成功实践在依法制国时期的合理延申。用国家的力量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损害他们的利益，是中国未来持续崛起的政治保证。总之，我们要找到一种不仅与人类一般文明而且还与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最终目的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本文主要部分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年第5期）

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第二版序言

蒙读者厚爱，这本著作第一版发行仅三四个月，出版社就开始考虑第二版。出版社李运才同志问是否为二版写篇序，我想就市场经济与世界地缘政治的关系说几句。

　　地缘政治研究，可以分两个阶段。人类生产最初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因此，土地，特别是耕地就成为关乎人类生存的第一资源，地广粮就多，人多兵就多，粮多兵多国家就强大。所以那时的地缘政治讲的是陆权。中国军人多研究险关要塞，而较少研究外部世界。工业革命后，西方的地缘政治观点突变，地缘政治在他们那里已成为一个反映世界联系的法权而非皇权的概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市场本身就是开放的和世界性的。此后我们就不能不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当今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而世界资源的稀缺程度与大国关系的紧张程度同比例发展，则是国际政治所呈现的历史规律。资源到哪里，地缘政治就到哪里。地缘政治对我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有直接影响。中国的地缘政治特点是东接财源，西接能源。东部大海利于海上贸易，中亚的能源可直接与中国连接：一部分将进入中国“西气东输”管道，另一部分则通过马六甲海峡输入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把能源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但我们在日益依赖世界资源的同时，却对国际资源丰富的地区没有多少控制力。美国人赞扬中国人勤劳能干，但能干的人饭量也大。中国在为世界做出大贡献的同时，对外部资源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大。天下哪有只干活不吃饭的道理。可现在西方人就想让中国人只干活不吃饭，即只为世界作贡献，而不能与他们平等地分享世界资源。这既不可能，也不符合权责对等的国际民主原则。中国并不总是“地大物博”，最近的限电增多就说明我们已拉响了资源短缺的警报。拥有巨大生产力的中国，在资源方面已是“饥肠辘辘”。

　　平等分享世界资源，这是我们应享有的国际民主权利。但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捍卫这种权利。有人说，有钱不就有资源吗？要知道财富和资源是跟着暴力走的：工业革命前英国人比中国穷，年他们用枪炮打入中国，财富此后就流向西方。而富得让洋人羡慕的中国人，仅过了半个世纪，竟成了所谓“东亚病夫”。

　　海权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命脉，也是当今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薄弱地带。当今国家竞争力，更多地表现为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拥有总量及其控制能力。与世界联系的最方便的载体是海洋，各国现在都重视制海权的争夺。西方的海权是指海上控制力（seapower）。中国的海权则意味着平等的海上权利（searight）和捍卫这种权利的海上力量（seapower）。在资本全球化时代，谁拥有强大的海军并能有效控制海上通道，谁就在国际利益分配中占有较大的份额。控制海洋、掌握海上运输通道，就能够及时让世界资源安全地流向本国。如果将制海权比喻为“输液”，那么制陆权就是“吃药”，“输液”能以更快的速度通过血液直接将药物送达病灶。血液就是人体的“海洋”。

　　中国统一，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首张资格认证书。台湾问题不仅涉及中国主权问题，就其现实迫切性而言，它更涉及关乎中国发展命运的海权问题。实现中国对台湾、钓鱼岛及南沙诸岛的主权，既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正义事业，也是实现中国海权的关键步骤。现在国家统一的任务日益紧迫。台湾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生存和未来发展就受影响。统一祖国需要富国强兵。国富兵不强，我们的现代化成果就无法保护。我们有60%左右的石油来自中东，庞大的贸易依托海外市场。西方国家崛起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贸易大国都是海上强国；贸易是随炮舰而非随合同先行的；没有海军就没有可靠的资源保障。大家现在热衷于谈论民主，其实民主是需要更多资源支撑的。

　　学风建设关乎中国的命运。人老呆在床上，下来走路就会脚疼。学术长期在半空忽悠，谈问题就不可能切合实际。医生看病不应只为宣传自己的理念，而应为治病救人。药方再好，开药方的逻辑再严密，但不治病或治坏了病人，那就不是好药方。学者应当学会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不能只将学问用于所谓“建立学术体系”。历史上，凡是学问越做越虚的时候，离亡国就不远了。宋朝时，空讲理学，结果皇帝被北方游牧民族赶到江南去了。这么富裕的一个王朝，竟被一个马上民族所打败，这是宋朝的秀才们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独秀、王明脱离中国实际的学风，导致中国革命严重受挫。井冈山和延安时毛泽东提倡调查研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此后中国革命就渐入佳境。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人。

　　最后，需要向大家说明的是，本书第一版排版中有少数误字和表达不确之处，在二版中已作更正。借此机会，再次向山东人民出版社和本书的责任编辑，深表谢意。

张文木：制海权与大国兴衰

　　制海权[1]，对中国人的现代化实践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物。本文从对近代以来大国兴衰成败的经验分析中，提出制海权之于主权国家，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向现代化转型中国家的进步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一、资本全球化与制海权理论的产生

　　理论总是应时代需要而生。而催动制海权理论产生的是资本全球化及相应的资本多极化的历史运动。

　　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确立了其在未来必将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资本全球化运动的源头地位。资本使一般产品转变为商品，使一般的生产转变为商品生产。商品，这个支撑起庞大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微小的和最基本的元素，其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构成资本运动中的最基本的矛盾。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迫使它必须以不断消灭包括作为消费主体的劳动者在内的使用价值以使资本升值；当这种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在国内市场范围内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就会因消费主体的极度萎缩而发生危机，以致国内劳资矛盾非社会革命不可调和、资本再生产难以为继。这样便产生了国内资本向海外扩张和国内市场向海外转移的需求和倾向。原来存在于国内市场且无法调和的价值与使用价值、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便转化为资本中心国家与资本外围地区、即宗主国与殖民地及其现代表现即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矛盾；人的世界便异化为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对立的世界。处于资本中心地区的资本拥有者这时已演化为共同对资本外围地区的其他民族进行剥削的民族，并由此产生了围绕资本中心国的世界各国资源被纳入全球性配置的现象。资本中心国不断通过与外围地区不平等和不对称的掠夺，使自己在高额利润的不断回流中始终处于优势；并迫使外围地区的国家陷入为崛起既要反对资本霸权，又要利用国际资本的两难困境之中。这些外围国家，不管其性质如何，都试图通过与资本中心国进行交易以加入到旧的资本中心，或打破旧的资本中心后形成以本国资本为主的新的资本中心，这就必然会产生与资本全球化相对立的资本多极化运动及其与资本中心国霸权行为的冲突。结果要么新崛起的国家为霸权国家打败，或被资本中心国家接纳并成为其中一员；要么产生霸权更替，新霸权兴起。从英国工业革命迄今的世界历史几乎没有逃出这条规律。

　　与资本全球化和多极化凯歌并进的，还有拿破仑失败后人类经历的整整一个世纪的和平与发展（或总体缓和与局部冲突并存）的历史进程。说和平，拿破仑战争失败后，英国和俄国就开始了从欧洲到中亚阿富汗的那场接近一个世纪（从年的维也纳会议到年英俄协约）的“冷战”，其间，除—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外，直至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西方世界几乎就没发生过像样的战争。说发展，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至19世纪3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陆续进入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有数据显示，年前50年间，世界经济年增长2.1%，比19世纪上半叶年均增加一倍。按不变价格计算，年至年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1.54%。[2]经济的发展使西方在全球政治中日益居于优势地位，居于资本中心并控制较多世界贸易和资源的国家，就会在世界财富增长中占据较大的份额，而这些在世界财富增长中占据较多份额的恰恰就是拥有强大海军和广泛海权的国家。从近代西班牙、英国到现代美国崛起并成为世界霸权国家的历史变动中，人们发现：与中世纪不同，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财富的增长与国家海权而非陆权的扩张是同步上升的。这是因为，海洋是地球体的“血脉”，因而也是将国家力量投送到世界各地并将世界财富送返资本母国的最快捷的载体。于是，控制大海就成了控制世界财富的关键。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制海权理论便应运而生。比较成型的制海权理论是由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ThayerMahan,—）提出的。主要著作有《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InfluenceofSeaPoweruponHistory—）,《海军战略》（NavalStrategy）等。马汉在其论著中分析制海权对军事、民族、领土和商业各方面的影响，被西方公认为研讨海军战略问题的权威。马汉认为，国家的强大、繁荣和商业贸易与国家制海权息息相关。美国要想成为强国，就必须抛弃“大陆主义”，在世界贸易方面采取更富于进取性和竞争性的政策。这就要求美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占领海上关键岛屿作为海军基地以保护美国在海外的商业利益。海军的目标是打垮敌国海上封锁，夺取制海权。他从英国成功的经验中认识到制海权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他说：“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最完善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以战争为其表现天地的海军则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它更多地是起着威慑作用而不是引发事端，正是这种背景下，根据时代和国家所处的环境，美国应给予其海军应有的 　　

　　随着人类活动及其战争空间的扩大，制海权内涵及其实现手段也发生相应变化。二战以前，制海权主要表现为对作战海面的控制，二战期间发展到对作战海区的低层空间和潜层水域及相应的电磁空间的立体控制；上世纪90年代后，军事技术发展最快也最见效的是依托于卫星技术的信息革命，其标志是外层空间、空中预警和海陆空精确远程打击力量有机结合。与此相应，制海权覆盖范围也就进一步扩大到外层空间和深层水域，其内涵及实现手段也就进一步发展为在外层空间、空中预警两大技术链拉动和引导下，集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及其被应用于海上作战的力量结构。[4]尽管如此，百年前马汉提出的关于制海权的基本原理仍是今天英美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石。与此相应，在全球范围内平等地享有海事权利，平等地分享海外市场和资源则成了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最重要的，当然这对拥有巨大制海权的资本中心国家来说也是最不情愿接受的正当要求。

　　二、制海权与大国兴衰

　　政府化解国家内部危机与外部强权压力的能力是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而制海权在化解近代市场经济国家内外危机与压力的过程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这也许是近代大国兴衰史留给我们后人最重要的经验。下面我们从近代大国兴衰及对制海权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进行个案比较分析。

　　（1）欧洲

　　19世纪的国际关系与20世纪比较确有相似之处。从年拿破仑向英国和欧洲挑战失败到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陷入以英俄为主要对手并历时整整年的大国“冷战”时代。此间，德国、美国、俄国和日本等后发国家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中所占的份额快速增长。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这些新兴的工业国家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却没有同步增长的海外市场。

　　海外投资及相应的高额利润回流不足成了新兴的工业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严重障碍，它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国内资源价格和生产成本飙升、社会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劳资矛盾以几何速度增长——有意思的是，这个过程对今天进入市场经济并经常受到西方指责的亚洲国家来说才刚刚开始。

　　19世纪欧洲市场经济国家普遍爆发了社会动荡。在英国有年、年和年著名的人民宪章运动，以及年和年伦敦发生的大规模工人罢工和游行；在法国有年和年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年巴黎工人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以及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在德国有年巴登、符登堡、黑森和巴伐利亚爆发的大规模人民暴动。这些罢工示威最后大多遭到本国政府的严厉、甚至是极其残酷的镇压。但同时，国内社会压力也促使这些国家政府将目光投注于海外扩张。随着这些国家海上力量的增长及相应的海外市场的打开（比如19世纪中叶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殖民战争）和由此产生的高额利润向本国的回流，这造成“工人贵族阶层扩大”的现象，主张革命和暴动的政党内部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倾向也不断增长”[5]，国内本已激化的矛盾在高额利润的回流补偿中也逐渐缓和。国内矛盾通过外部市场的扩大和利润回流而缓和，国内的缓和又强化了国家的外向发展能力。19世纪后期，法德俄等后发市场经济国家纷纷进入世界大国的行列。

　　（2）美国

　　在美国真正获得稳定的海外市场之前，它也经历过国内政治严重动荡、甚至国家分裂的危险。在年至年间美国共发生罢工次。19世纪中叶，美国国内又发生南方州要求脱离联邦的分裂运动及由此引发的以北方胜利为结局的南北战争。南北战争后，美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由市场经济快速发展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也同步加剧。年美国矿山雇用十岁以上的童工达60万人，十年后增加了两倍。年到年间，工人的实际工资每年降低1/10弱。年7月美国爆发规模巨大的全国铁路大罢工。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和从加拿大到墨西哥的主要线路全部瘫痪，几个城市一度被工人占领。为了镇压这次罢工，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RutherfordBirchardHayes,—）总统“派遣了名正规军，有些部队是从印第安地区强行军赶来的”[6]。至少有50人在政府镇压中丧生，几百人受伤，大批罢工者被捕。8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年5月1日，全国1万多个企业35万工人全部停工并上街游行示威。单在芝加哥和纽约分别就有4万和2万多工人罢工。[7]两天后罢工遭到政府的镇压，除罢工冲突中死伤外，有4名工人被法庭判以绞刑。“实际上，这时陆军已变成了宪兵队——国家警察”。[8]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工人罢工示威活动，美国各州加快了国民警卫队的建设。年到年期间，各州修订了民兵法。到19世纪90年代初，警卫队人数已超过10万成员。“它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在工业纠纷中维持秩序。从—年，各州共运用警卫队次以上，其中半数用于执行罢工治安任务”。[9]这也说明这时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到因发展而不能再发展的阶段，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严重分化所导致的国内阶级尖锐对立已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及相应的民主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与中国当前的经济不平衡所引发的矛盾相似，当时美国政府也面临着公平还是效率的两难选择。若选择公平，在国内，其代价就是提高累进税以牺牲部分民族资本精英阶层的利益，挫伤其利润竞争动力；由此，在国外，这将削弱本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以及相应的打破英国、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主要用于遏制美国的海上霸权的能力，而如果不能冲出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封锁并获相应的制海权，美国就不能获得稳定的海外市场及其相应的国际利润，这反过来又会加重美国国内由国内市场疲软、生产过剩及两极分化带来的经济危机，并最终导致总体性国家危机。如果选择效率，其代价要么是国内社会鸿沟将持续扩大，以至无法维持现存的政治统治和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最终导致社会革命和政府倒台；要么就是回避挑战，走一个依附型买办道路，依靠国际资本，高额盘剥本国下层劳动者，损害国家利益以保证少数买办阶层的利益，最终走一条听命于国际资本的发展道路——现在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巴西等拉美国家走的正是这条道路；要么就是走开辟稳定的海外市场，获得高额的国际利润回流以保障资本精英集团和国内多数劳动者的基本利益，并由此维护国内相对公平，这样美国就必然要挑战当时的海上强国即英国和西班牙霸权。

　　最终，早期美国人勇敢地选择了挑战的道路。美国政府采用马汉的制海权理论并使之迅速转化为国家对外政策。[10]美国军事历史学者阿伦?米利特（AllanR.Millett）、彼得?马斯洛斯金(PeterMaslowski)在其著作《美国军事史》中对美国选择制海权政策的目的作了明白的解释：

　　“决策者们在寻找新的边疆，主要是为了扩展商业而非扩张领土，他们把扩张主义者的能量引向对海外市场进行侵略性搜寻，以便缓和工业生产过剩的局面，恢复市场繁荣，维持国内安定。然而，美国并不具备通向海外市场的自由通道，欧洲各国控制着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市场，一些欧洲国家还用贪婪的目光盯住拉丁美洲，切斯特?阿瑟总统确认美国是‘太平洋的盟主’，同时也把加勒比海视为自己的内湖。然而，如果美国不参加帝国主义争夺，列强们就会剥夺它在这两个地区进行出口贸易的机会。因此，政策制定者们极力主张捷足先登的帝国主义政策：即在其他对手动手攫取之前，美国就应抓住某个理想的地区。”[11]

　　“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领悟到，电报和快速蒸汽巡洋舰的出现给商业性的袭击带来了困难，而且，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滞留在海岸附近来保卫重要的港口，而应该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一位国会议员在年所说，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12]

　　年3月，本杰明?特雷西向国会提交的报告忠实地反映了马汉制海权的观点，指出美国海军需要一支战斗力量。年美国国会终于放弃了大陆政策和孤立主义，开始摆脱旧的近海作战思想，建议发展可以用于深海作战的和现代化的海军。到19世纪末，美国的海军力量已由原来世界海军的第十二位跃居第五位。[13]年英国属地圭亚那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强行干涉，英国被迫接受美国的“仲裁”；年，美国吞并夏威夷，击败西班牙，占领古巴和菲律宾；年又策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独立，由此一跃成为东太平洋上的海权强国。

　　国际贸易、国内人均收入与美国海军力量的同步提高和增强，可以说是美国市场经济由19世纪下半叶的国内动荡转入20世纪良性、平稳、健康发展轨道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美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成功经验。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每年对外贸易顺差开始急剧上升。“从年到年，全国的出口收入超过进口付款的累计数，已达亿美元”。同期美国制造业翻了一番，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上升了近5倍；年到年商业运输船舶从万吨上升到万吨，增加了2.06倍；年到年间，美国在国外的投资增加了5倍。在海外市场及利润回流扩大与增长的同时，美国政府用于管理机构和社会福利的支出也大幅度增加：美国州政府的经费从年的1.88亿美元上升到年的3.88亿美元，到年就飙升为14亿美元。同时县政府的经费,特别是用于公路和教育的支出大幅增加。从年的9.59亿美元上升到年的20亿美元,到年更升至46亿美元，州、县两级政府的经费加在一起大约相当于年到年间联邦政府支出的两倍。[14]年，美国国民收入已达亿美元，比同期英国的亿美元高0.25倍，比同期法国的60亿美元高1.28倍，比同期德国的亿美元高0.14倍。该年美国人口为万，远远高于英国（万）、法国（万）、日本（万）、德国（万），但美国当年人均收入为美元，在同期诸强国如英国（美元）、法国（美元）德国（美元）中遥遥领先。[15]随着国民财富在国内生产力和海外市场的迅猛扩张中激增，各种 　　

　　中产阶级和民主制度的成熟发展使美国彻底告别了依附型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从资本中心的外围跃入国际资本中心集团。而这一切成就的强力保障恰恰就主要是美利坚海军，而不是美国人的善良愿望。对此，马汉说得简单明了，“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最完美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而“以战争为其表现天地的海军则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19]

　　（3）日本

　　中国衰落与日本崛起是近现代太平洋西岸所发生的最重要、也是最值得研究的现象。

　　日本于16世纪末期由丰臣秀吉初步完成国家统一，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贸易及传教士也渗入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在日本民族资本尚未发展起来的情况下，海外商业资本大量涌入日本，导致日本农民大量破产。年岛原两万多农民发动大规模起义，起义镇压下去后，德川幕府发布“锁国令”，禁止与海外贸易，驱逐外国教士。锁国政策直到年在美国海军的压力下才结束。锁国期间，国内商业资本兴起，再次造成农民破产，武士阶层瓦解。农民暴动4—年45次，—年72次，—年59次。年和年日本被迫向美国东印度洋舰队司令官准将柏利屈服并与美国签订屈辱性的“日美和好条约”，年日本又被迫与美国、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迫使日本向西方列强开放。开放导致日本成为西方资本外围市场，日本黄金大量外流，国内物价飞涨，手工业者和农民大量破产，武士阶层纷纷瓦解。[20]年，就在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刚刚失败不久，日本全国爆发空前的市民暴动。加上在年和年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的惨败，这不仅对中国人，同时也对日本人产生强烈的刺激——这与今天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是对整个第三世界的刺激一样。内忧外患，迫使日本认真考虑其国家发展道路。

　　年，日本国内发生明治维新运动。但这次维新运动在日本建立的并不是所谓“民主制度”，而是日本资产阶级精英们效法德国俾斯麦“铁血政策”建立的“以德国宪法为蓝本”[21]的军国主义体制[22]。年和年海上的失败使日本人意识到是海军而不是陆军关系到日本未来的命运。此后日本军事战略发生了由制陆权向制海权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马汉著作传入日本，得到天皇的重视和赏识，并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19世纪后半叶，日本海军战舰吨位飙升，从年的吨，上升到年的吨，增长46.7倍，成为世界第七海上强国。[23]海军战力的增强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年7月，日本与英国和美国签订条约，并得到英国对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默许。25日，也就在日英条约签订后第九天，日本便发动了甲午战争，在海上一举击败中国。根据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强割中国的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及台湾，获进入南中国海的战略跳板，并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将福建划入其势力范围；此后，日本开始为用武力将俄国的势力赶出东北亚做准备，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并获英对日本向俄发难的默认。年2月8日，日本向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部队发起攻击，并在次年5月击溃俄在东北亚的全部海上力量，日本由此成为独霸东北亚的地区强国。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宣布“朝鲜国王将朝鲜的统治权永久让与日本”。

　　日本在东北亚崛起之初，就与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特别是在南海海权利益上发生冲突。19世纪50年代美国部分政客曾建议占领中国台湾，此建议遭美国务院否决。[24]甲午海战后，日本占领台湾。美国退而求其次，试图在中国福建三沙湾获取一个由美国海军单独用于贮煤的军港，结果为日本政府断然拒绝。[25]日俄战争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感到日本取得胜利，将意味着有朝一日美日之间发生战争。但是，他相信只要对日本持尊重态度，日美冲突还是可以避免的”。[26]鉴于此，美国对日本让步日益增多，以至于年日本驻美公使高平与美国国务卿鲁特达成《鲁特—高平协定》，美国竟同意“日本和合众国在太平洋地区都拥有重要的外国岛屿，两国政府都为在该地区有一种共同目的，共同政策和共同意图所鼓舞”。[27]这实际上表明美国已默认日本可以与美国分享太平洋的利益。欧洲爆发大战后，日本进一步攫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年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美国再次退让，在同年3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发表声明，表示“合众国坦率地承认，版图的接近造成日本和这些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年11月美国与日本秘密签订《兰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它的领土与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28]

　　日本的崛起和军事上的胜利，迫使美国在亚太地区节节退让。年日本打败俄国之后，“罗斯福政府在亚洲最为 　　

　　（4）中国和印度

　　应该说，制陆权是决定古代大国兴衰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的“武经七书”[31]，无不以制陆权为主题。由于古代国家的兴衰更多地是建立在以自然经济的农业为基础的税赋贡奉及藩属朝贡制度之上，[32]耕地而非海洋，是提供大规模税赋收入主要来源。因此，这一时期税赋来源丰富的王朝国家，往往也就是强大的陆上王朝帝国；而获得丰富税赋来源的前提是拥有广大领地和众多的农耕人口。因此，尽可能扩大和占有土地（和人口规模）而不是扩大海洋就成了中世纪帝国崛起的普遍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军事上就要求拥有强大的制陆权。由于中国和印度在制陆权方面做得比较好，所以它们才在古代世界中获得较好的发展，并成为古代世界的超级王朝大国；由于古代埃及、巴比伦在制陆权方面做得比较好，这才有了在古代世界与中国和印度并立的四大文明古国。如上所述，制海权是决定近现代大国兴衰的关键之一，由于中国和印度及其他东方古国在这方面做得不太好，所以古代东方文明在近现代世界中衰落了。

　　卡尔?马克思所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33]是东方经济的重要特征。它在中国的表现就是从井田制中解放出来的小农业生产方式。与原始部落及西方的庄园经济相比，中国小农业生产方式在短期内更能解放个体劳动者的积极性。由于战国时期的秦国率先采用小农业生产方式，它才比中国境内的其他城邦有更充分的人力条件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也正基于此，从中国秦王朝建立到明王朝，尽管有规模远比西方巨大的社会动乱频繁发生，中国还是获得了远比西方快得多的发展。即使到清朝道光年间（—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之首，高于整个欧洲的总和，而1—年间的经济增长也高于日本和欧洲。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至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34]但在年后的20年即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由此可以说明中国近现代的失败并不在于GNP及其增长速度不够或不如西方，与一百多年前的俄国彼得大帝（—）以及同时代的日本明治天皇（—）、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相比，清政府缺少的就是像他们那样将制海权思想转化为坚定不移和具有攻势的国家战略的国家意志。

　　鸦片战争失败和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后，清政府开始注意海军建设问题。甲午战争前，清政府造舰47艘，购舰59艘；从年至年，清政府官办海军各类学校共培养各种骨干人才人。[35]年，清政府设立总理海军衙门。在其存在的十年间，先后共有十位海军总理大臣、会办大臣和帮办大臣任职，但无一人出身于海军或受过海军专业训练。至于该衙门的总办，帮办和章京们，则几乎都是八旗出身，他们不仅没有海军知识，还千方百计地谋取私利。而十几岁就考入福州海军学堂（年）、二十几岁毕业（年）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GreenwichNavalCollege）并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校长的严复（—）,竟也无奈为“实现自己平日的报复”和“提高自己言论的社会影响”，[36]于、和年，三次参加“结果都没有录取”[37]的乡试。就在晚年的马汉为美国的扩张运筹帷幄的时候，严复却郁郁于病榻之上。

　　至于清政府的海军作战理论，更是一副老态龙钟和无所作为的守势，与日本已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攻势，形成鲜明对比。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海军实力相当，但清政府依据“海守陆攻”作战原则准备对日作战，而日本战时大本营则制订了一个以海军争夺制海权为核心的“作战大方针”，把海军的海上作战问题放在整个战略的高度优先考虑，使整个战略带有明显的海军制胜的特色。[38]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失败，自鸦片战争后进一步剌激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关于制海权与国家兴衰问题的讨论。[39]年，中国留日学生创办《海军》杂志载文痛陈“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立国之道，国防而巳，处此弱肉强食之秋，立国之元素在军备，军备之撷要在海军”。[40]

　　年至年中国经济更是获得了长足发展，[41]但从年起，中国东北三省就不断遭到日本的吞并，年日本军队又直逼平津并迫使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到太平洋战争前夕，整个中国东部地区已沦陷日本之手。而此间中国在制海权和制空权上无力反制日本入侵，则是中国抗战初期失利的关键原因。[42]

　　我们再来看印度。中国和印度可能是除俄罗斯之外世界上最大的陆军大国，但这两个在中世纪文明中赢得光荣和辉煌的国家却在近现代战争中，由于没有制海权而几遭灭顶之灾。尽管这两个国家都在二战中因搭上同盟国的“顺风车”而成为胜利国。但二战后，中国人对近现代失败的总结，却远不及印度人来的深刻。

　　就在印度在北方与中国发生边境冲突的年，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发表《印度和印度洋》（IndianandIndianOcean），[43]对印度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大失败都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以明确无误的口气写道：

　　考察一下印度防务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会知道，从十六世纪起，印度洋就成为争夺制海权的战场，印度的前途不决定于陆地的边境，而决定于从三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pp.1—2）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p.81）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样了。印度已经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权利不能由印度自己来维护，这个自由可说一文不值。（pp.87—88）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纯粹大陆观点的国防政策，那是瞎了眼。（p.87）

　　潘尼迦最后得出结论：

　　印度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深谋远虑、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总不免是寄人篱下而软弱无力；谁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会逐渐发展成为强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权国，有密切联系的。（p.89）

　　无独有偶，37年后，印度人民党资深要员，印度前外长贾斯旺?辛格（JaswantSingh）在年发表的《印度的防务》(DefendingIndia)一书中再次强调印度洋对印度国防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失去对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国的重要“分水岭”。他说，“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并不是最终发生在陆地上的冲突”，“我们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纪的一个重要失误，就可正确地评价印度洋和通向印度海路的重要性。这个失误导致外国势力到达印度洋沿岸，最初是为了贸易，发展到后来就是为了征服”；“在这里，陆地上的胜利是紧随着海上的征服而来的”，“因此有必要承认，已经出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即陆路被海路所取代”。[44]

　　现在，人们常常嘲讽印度海军的快速发展，但从笔者的观点看，他们这种从亡国经验中痛定思痛的精神恰恰是让人，特别是让与印度人有过同样惨痛经历的中国人敬佩和学习的地方。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从以上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中，我们不能不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强大的海军和制海权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火车头。没有制海权，就很难有稳定和安全的海外市场和资源以及由此产生的海外利润回流，及由回流利润滋养的社会稳定和民主政治的平稳发展。大国，特别是已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的中国，其GNP或GDP如不与制海权相结合，就不能保证自身持续增长及由其支撑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这与中世纪王朝国家的财富如不与制陆权结合，就不能自保并支撑其国家走向繁荣与强大的道理一样。

　　三、制海权扩展的限度

　　如前所述，资本全球化将制海权推入主权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并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的权利之一而出现，但是，历史经验还表明，制海权的扩展并不是无限的，它同时也受国情国力的制约与规定。适度，则国兴；过度，则国亡。美国与日本、德国在近代是以制海权为军事先锋而崛起的国家，其兴衰成败的历史后果却判若云泥。

　　如上所述，近代日本和德国，是以发展制海权为先导的而非单纯的GNP积累而崛起的地区大国。但是，资料显示：日本经过从19世纪末的军事扩张，到年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时，其制海权的扩展潜力已接近国力的极限，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国力已开始萎缩。年日本国民收入在七大国中位居末位，而国防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居第二位。同年日本在七国中的战争潜力为第六位，美国是日本战争潜力的11.92倍。[45]面对悬殊如此巨大的国力差距，日本不仅没有意识到收缩战线、巩固和消化已掠夺到手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迫切性，相反，它却在德国、意大利初期胜利的鼓动下，于年和年重复了拿破仑向欧洲两个大国即英国和俄国挑战的战略性错误，全面发动致其死命的侵华战争和对美的太平洋战争。[46]结果，日本及其殖民地的战争潜力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两向分别为扩张制陆权和制海权的目标所消耗殆尽，并于年8月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的合击下，遭到灭顶之灾。至此日本明治以来所取得的全部政治经济成就和地缘战略利益灰飞烟灭。在欧洲战场，希特勒德国也在海陆两向过度扩张本国国力不足以支撑的庞大的作战目标，并于年在盟国的打击下败亡。至此，俾斯麦为德国强盛奠定的基础在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海陆两向的过度扩张中元气大伤。[47]从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时期）和德国（俾斯麦时期）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战败，耗空了两国百年奋斗及其成就。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太平洋东岸的美国。

　　美国是与日本、德国几乎是同时崛起却不仅没有在百年后毁灭，而且还在21世纪成为继17世纪英国之后“第一个全球性大国”[48]。美国曾在其处于弱势但却是万分必要时，勇于直面挑战，突破英国西班牙等海上霸权封锁，一跃成为东太平洋上的海权强国。尽管如此，二战前的美国仍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在海外过度扩张海权。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它都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向海外派兵。二战后，美国在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反而成为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但美国战后绝对优越的经济实力也曾使美国在其海权扩张中表现出“威廉二世”式的轻率——今天的小布什似乎正在重蹈覆辙，为控制整个太平洋，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制定“边疆”西移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日本，占领了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并把冲绳建成它在亚洲的最大海军基地。年，美国海军占领了马利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等。但美国的这种扩张势头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却受到严重挫伤。年美国出兵朝鲜并与中国交手，损失惨重；上世纪60年代中叶，法国从越南退出后，美国贸然独担“拯救民主世界”的重任，结果又被拖在越战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国力开始在海权扩张中透支。年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为25.9%，到年下降为23%，年继续下降到21.5%。而与此同时，日本、中国等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快速上升，年至年间，日本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从4.5%增长到9%；中国从3.1%增长为4.5%;到年“世界银行关于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全球经济力量的多极分配趋势”。[49]尼克松看到美国国力因其海外过度扩张而下降的现实，果断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结束越南战争、恢复与中国的关系。至此，美国国力开始回升，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自我解体，但美国并未停步，于、及年，与北约一起连续通过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在海湾地区、巴尔干地区及中亚地区插入其军事力量，全面回收苏联地缘政治遗产并于年退出《反导条约》，打破原有的战略武器平衡。“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国际动态的改造——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50]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从鸦片战争迄今多年，中国经济已从自然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进入市场经济后的中国，不得不再次面对海洋之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联系，以及制海权之于国民财富的增长及国家安全所具有的生死意义。年中国的经济水平及GNP曾居世界第一，但在20年后中国却在东海惨败于英国的“坚船利炮”，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5.28倍，但5年后中国又为日本在海上打败并为此遭受险被彻底肢解的厄运。今天,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再次跃入世界前列，[51]那么，在新世纪之初，如何避免重蹈前朝覆辙，及时制定面向海洋、注重制海权的国家安全战略，保卫已取得的经济成果，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这的确是值得中国学人在读史中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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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制海权（ 　　[2]转引自张跃发、刘养洁：《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时事出版社年版，第页。

　　[3][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年版，第页。

　　[4]自上世纪40年代，航空母舰就成为实现制海权的最重要工具。它是制空权、制海权，从某种意义上还包含一部分制陆权的作战力量三位一体的高度统一；航空母舰可以比陆地运输更快的速度，根据战争需要，将集海陆空一体的作战力量及时推进到作战海区。目前有人认为，随着导弹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出现，航母就成了海上毫无自卫能力的活靶子，因此发展航母应为发展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所代替。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不是导弹技术的产物，而是外层空间卫星及以此为载体的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而现代航母本身就已与现代卫星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并据此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陆上远程精确打击仅具有本土防御的意义，它对于世界范围的制海权而言，则意义不大，它解决不了关于海外商业争执、资源进口线受阻及海外商人和侨民保护问题。因此，航母不是简单的战舰，它也不仅仅属于海军，它是一个集海陆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为一身并在全球范围最具机动性质的作战平台。它本质上是国家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作战力量的标志。其次，航空母舰是与经济发展概念相联系的因而具有攻势性的军事工具，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攻势社会运动。没有航母，任何国家在当代国际任何重大事件中，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力，对日益卷入世界的巨大的国家海外利益也不会有实质性的保护。

　　[5]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6][美]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金：《美国军事史》，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7]为记念这次大罢工，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正式通过决议，规定“五一”为国际劳动节。

　　[8][美]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金：《美国军事史》，第页。

　　[9][美]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金：《美国军事史》，第－页。

　　[10]年西奥多?罗斯福在写给马汉的信中说：“我亲爱的战略家，务必不要谈论你的活动的结束！我们必须依赖你这位在社会思想方面的第一流的教育家之一，在今后许多年里我必须依赖你。”见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11]阿伦?米利特（AllanR.Millett）、彼得?马斯洛斯金(PeterMaslowski)：《美国军事史》（FortheCommonDefenseAmilitaryHistor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12]美国军事历史学者阿伦?米利特（AllanR.Millett）、彼得?马斯洛斯金(PeterMaslowski)：《美国军事史》第-页。

　　[13]王连元：《美国海军争霸史》，甘肃文化出版社年版，第39－40页。

　　[14][美]H?N?沙伊贝、H?G?瓦特、H?U?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彭松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15]转引自张跃发、刘养洁：《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第页。

　　[16]美]H?N?沙伊贝、H?G?瓦特、H?U?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第－页。

　　[17]美]H?N?沙伊贝、H?G?瓦特、H?U?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第页。

　　[18]美]H?N?沙伊贝、H?G?瓦特、H?U?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第页。

　　[19][美]马汉：《海权论》，第页。

　　[20]年开港以后，日本对外贸易剧增。年输出为余万美元，输入为余万美元；年输出为0余万美元，输入为2余万美元。八年间输出入贸易总值增加五倍多，其中输出只增加了两倍半，而输入增加了十三倍，输出多为原料而输入则为工业品。年至，日本三都物价上涨了二至七倍。参见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第页。

　　[21]年起开始明治维新。政府“制定了一部以普鲁士德国的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对法制进行了改革”，并“从英国皇家海军请来的专家为日本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出谋划策，从普鲁士总参谋部请来的专家帮助他们实现陆军现代化。日本军官被派往西方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学院学习，尽管本国已建立起军火工业，但仍从国外购买现代化武器”。“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义务，即实现国家‘富国强兵’的号召。对于日本人来说，经济实力和陆军实力是同步发展的”。详见[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年版，第页。

　　[22]明治维新后“军事工业和纺织业是日本大工业的重点，军事工业的发展尤其迅速”。详见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第89页。

　　[23]详见[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年版，第页。

　　[24]参见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页。

　　[25]年11月19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给驻华公使康格的密码电报，全文如下：“绝密。补充最近的电报。鉴于将来一旦发生战争在中国海岸上有一个海军贮煤站的重要性，海军部长迫切要求你抓住第一个有利机会为合众国获得三沙湾作为自由和单独使用的军港，并附加这样的保证：将来不得把以克拉基岛的东端为圆心，半径为20海里的一个圆形地区转让给任何其他强国，或由任何其他强国控制或使用，也不得由中国政府在该地设防。”12月7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为此要求美国驻日公使“非正式而又谨慎地了解清楚”日本政府对美国获得福建三沙湾作为海军基地的态度。12月7日，日本驻美公使致函美国务卿海约翰，对美国的要求予以拒绝。参见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页。

　　[26][美]孔华润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年版，第58页。

　　[27]参见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页。

　　[28]参见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页。

　　[29][美]孔华润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64页、71页。

　　[30]参阅[美]罗伯特?达赛克著，伊伟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三部分：外交政策内幕-”，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及[日]重光葵著，齐福霖等译：《日本侵华内幕》，第七章日美谈判部分，解放军出版社年版。

　　[31]“武经七书”是宋神宗元丰年间（－年）选编颁行的武学必读的七部兵书，它包括《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和《唐李问对》。南宋高宗时，“武经七书”为选拔将领考试内容之一。

　　[32]可参考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

　　[33]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83页。

　　[34]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楚序平、吴湘松译，新华出版社，年版，第57-58页。

　　[35]张墨、程嘉禾：《中国近代海军史略》，海军出版社年版，第－页。

　　[36]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6页。

　　[37]王栻：《严复传》，第16页

　　[38]参见皮明勇：《 　　[39]19世纪70年代，随着南北洋海军建设的迅速发展，中国旧有的海战理论已明显落后，发展近代海军学术，确立新的海战理论势在必行。为此江南机器制造局、天津水师学堂和一部分驻外使节开始翻译西方有关著作，如《海战新义》、《各国水师操战法》《海军调度要言》等。参见皮明勇：《 　　[40]转引自皮明勇：《 　　[41]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第页。

　　[42]年5月29日，陈纳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6月3日，蒋介石、宋美龄接见了他。宋美龄曾在美国乔治亚州读书。陈纳德与她一见如故。此时，宋美龄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实际上领导着中国空军。宋要他担任她的专业顾问，并给他两架T-13式教练机，以便他视察中国空军的现状。通过考察，陈纳德得知国民政府名义上有架飞机，但实际上只有91架能起飞战斗。“空中飞虎陈纳德”， 　　[43]详见潘尼迦著，德隆等译：《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年版。

　　[44]JaswantSingh,DefendingIndia.Bangalore,MacmillanPressLtd.﹐,pp.-.

　　[45]参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页。

　　[46]年7月31日，日本军令部总长永野军司令总长将7月2日御前会议做出进攻越南南部，“不惜对英美一战”的决定面呈天皇，当被天皇问及日本对美作战能力时，永野回答：“对美战争不能维持一年半以上，胜利就无把握。”[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第页。

　　[47]笔者认为，俾斯麦是19世纪60年代涌现出的和林肯、明治天皇等同样齐名的大政治家。他深知德国处于法俄两面夹击的不利困境，并小心翼翼地通过交叉结盟的方式和低调外交以防止俄法结盟的策略，在位期间发动对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改变了法国黎塞留（-）缔造的不利于德国的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形势。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为德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统一的民族市场。俾斯麦外交思想的精华在于不惧挑战，敢于果断使用武力，但决不透支国力；在他看来国力只能用于国家可承受的并且是对国家利益最重要的地方。俾斯麦因此与威廉二世分道扬镳。正是由于威廉二世及其顾问们“急于表明其气概”的“性格弱点”（[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页。），造成德国超度使用国力并导致德国毁灭的后果。基辛格博士认为：“由于他（俾斯麦）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到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年版，第页。

　　[48]ZbigniewBrzezinski,TheGrandChessboard:AmericanPrimaryandItsGeostrategicImpereatives,BasicBooksadivisionofHarperCollinsPublishers,Inc,,p.10

　　[49]详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页。

　　[50]ZbigniewBrzezinski,TheGrandChessboard:AmericanPrimaryanditsGeostrategicImperatives,Basicbooks,adivisionofHarperCollinsPublishers,Inc,,p.3.

　　[51]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相关资料，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七位。年，则达到8.9万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年增长41%。“九五”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8.3%，大大高于3.8%的世界平均水平。资料来源：“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国家统计局《“九五”期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本文主要部分刊于《中国军事科学》年第5期，作者授权燕南全文首发）

张文木：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看待科技自主发展问题

　中国走到今天，面临的是中国全面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建设小康社会，对国际会引起巨大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进步，更是中国在为世界市场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对世界资源有了更多的需求。中国发展问题正在由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政治问题需政治解决，而不能将一切经济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教给科技解决，科技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这是近代中国“实业救国”失败留下的重要经验。中国现代化发展到今天，我们已面临的已与与计划经济时代完全不同：比如城市化、制造业的发展造成资源短缺、社会分化导致的大量的社会问题等。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成功的解决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遗留问题，邓小平时代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为了解决计划经济带来的负面问题。任何理论都是为了解决本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至于这种理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就成了新理论产生的土壤。因此，我们的理论要面临并建设性地解决新问题，不能只站在前人巨大成就留下的“阴影”中空发评论。

　　回避问题而空谈主义是目前中国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弊端。列宁曾批评俄国的“左派幼稚病”，他们不面对现实问题，而是空谈制度：好象只要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中国“文革”时期人们从左的方面曾犯过这种幼稚病。今天的新自由主义也从右的方面仍在犯同样的“幼稚病”。他们不顾如资源、社会分化、统一台湾等迫切问题，一味强调所谓“制度民主化”，天真地假设：只要实现所谓“民主”制度，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历史表明，不管从左的方面，还是从右的方面，脱离中国实际空谈制度，于事无补。

　　实事求是，就是要从问题入手，不是从所谓“制度”着手。今天中国面临首要的挑战，已不仅仅是经济富裕问题，而是由经济富裕带来了国家离心倾向加大问题，比如台湾问题、贫富分化加剧和地区差异持续扩大等都是这种倾向的表现。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国的高新技术，尤其是国防技术的自主发展。技术要解决的首先是战略问题，而战略需求是贯穿技术发展的红线。

　　中国科技自主发展问题，是战略层面问题；不是大飞机多少的问题，而是战略性技术在中国是否能扎根和发展的问题。技术升级，尤其是战略技术升级链条不能断，但这不能寄希望于自由贸易，而必须自主发展，这是我们在经历过上世纪50、60年代和80、90年代苏联和美国在与中国技术合作中背信弃义并使中国科技发展造成严重挫折后得出的重要经验。国家的国际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说，是由其科技地位决定的。高科技是处于上游的技术，具有辐射效应；其中的国家战略性技术，还有一种威慑力。因此，我们不能只能计算眼前的投入多少，赚钱多少。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的棉花比北方的工业品赚钱，但林肯用武力统一国家后，使美国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市场和大国发展必须依赖的地缘政治空间。毛泽东搞原子弹，短期看，产出投入不成比例，但由此拉动了中国的战略技术的大发展，并赢得了延至今天的安全融资环境。这是一种无法估量的战略收益。因此，高科技问题，战略问题，是长远的问题。

　　民族市场是民族技术的孵化基地，因而也是国家科技自主创新的前提。价值只有循环才能增值，但与人的身体发育一样，价值只有在“体内”即民族市场中形成的自主循环，才能形成不断增长和靠得住的国家力量。如果没有民族市场，国家经济就只有与西方形成“体外”循环，如此中国的命运就只有依附洋人身上。这是拉美国家已经或正在走的，而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重复的灾难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国家的科技投入，其结果都只能西方国家所利用，并成了他们的发展动力。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国的四大发明没有在本土大规模应用，相反却成了西方工业革命的催化技术，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西方有比当时是自然经济的中国更好的孵化这些技术的市场。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政权选择了一条牺牲中国民族市场，向西方大量让利的依附型发展道路，其结果是工农生活迅速恶化，民族资本大量破产。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伟大意义之一在于，它使中国摆脱了依附型发展道路。此后中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形成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由此造成中国经济及由此拉动的中国科技的大发展。印度走的是一条亚洲式的“拉美道路”。印度IT产业，发展很快，大量的穷人存在使印度科技发展缺少强有力的民族市场支撑，其生产能力不能形成依托于民族市场形成良性循环，其结果只有与西方市场形成体外循环，并通过长期让利于依附于西方资本中心国家。印度长期发展缓慢，与其选择的依附型发展道路密切相关。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兴衰经验表明：市场必须是民族的。没有民族的市场，就不会有民族技术。我们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自毁民族市场。中国的农业和工业，都是培育中国民族市场的胚胎，是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大发展唯一可以靠得住的基础。

　　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全球化进程中需要更多地保护中国经济的民族性问题。在技术层面，民族性是战略产业的灵魂。民族市场、民族经济是孵化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最靠得住的基地。毛泽东和邓小平坚持独立自主的科技发展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就。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仍是中国科技发展不能回避的严肃问题。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强烈国家的意识、统一的民族市场和独立自主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崛起的重要保证。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应当是中国追求国际民主的过程。中国，尤其是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后的中国，已经和正在为国际社会做出重大贡献。根据责权对等民主原则，中国就天然拥有平等分享国际民主的权利，它包括自由贸易的权利、国际海道自由通行的权利、平等地分享国际资源等权利。国际民主，说倒底是国际资源分配权利的民主，它是新崛起的国家，尤其是新崛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社会的天然要求。权利是天然的，但权利的实现却是有风险的，因而是要依靠国家力量，尤其是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早期英国对西班牙，早期美国对英国，都要求并强力实现了这种民主权利。今天的中国也面临这样的选择。

张文木：全球科技资源利用中的战略问题

　　技术在国家进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则是国家技术创新中不可缺少的方面。纵观历史，进入世界性大国行列的国家，既是技术原创能力强国，同时也是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强国。笔者以此为课题，从历史和现实中总结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经验，并由此提出中国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战略性思路。

　　一、国家政治是技术问题的本质，也是世界技术中心转移的驱动力

　　人类的种种活动，都是围绕着其生存和发展条件而展开。围绕着生存资源产生了国家间的竞争，这样，科技便成了近现代国家间竞争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治是技术问题的本质。国家政治本质上并不是技术成本核算问题，而是国家政治力量运用问题。

　　有人不同意这种将技术问题与国家间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的观点，认为技术问题本质上是国家财富增长问题，他们可以列举一堆数据表明，由于技术的增长使国家财富成倍增长，财富增长又导致国家的崛起和强大。但历史的逻辑是：国家强盛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技术和财富的增长，而是技术和财富在国家政治，尤其是在其中的政治暴力部分中的有效运用。对此，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分析得最为透彻，他说：“政治力量不但使国家通过国外贸易和国外殖民地在发展上获得保证，而且使国内的发展以及它自身的生存也有了保证，这是比单纯物质财富重要得多的。英国借助于航海条件获得了政治力量，又借助于政治力量，使它的工业势力能够扩展到其他国家。”[1]

　　古代中国不仅是当时世界财富而且是世界技术增长中心，且不说对世界进步发生重大影响的“四大发明”原创于中国，即使是在科学理论上，中国也在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这些并未保证中国财富和技术能力的持续增长，而是这些财富和技术能力随西方暴力侵入而丧失。1年中国的GNP占世界GNP的23.1％，接近整个欧洲23.3%的水平。此后中国经济持续上升，不管是GNP总量还是发展速度，中国均居世界前列，年中国GNP占世界的32.4％，是同期整个欧洲的1.2倍，但结果是20年后即年中国被英国打败了。年中国GNP占世界的13.2％，是同期日本的5.3倍，[2]但五年后即年中国又让日本打败了。那时候中国的财富是非常丰裕的，中国的工匠技艺也可巧夺天工。但那时富裕的中国人讲究的是养生和“玩”消费：玩鸟，玩古玩，店内写“莫谈国事”，当时中国所缺的就是国家意志。与此相反，与中国同时倍受西方侮辱的日本却在60年代锐意改革并迅速崛起。年日本一举打败中国，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由此失去台湾。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和约》。从年到年，相隔仅60年，中国人竟由世界首富国家的大清臣民沦落为“东亚病夫”。具有讽刺味的是，即使是在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为6.21%，同期日本为2.4%，中国仍高于日本2.6倍。[3]

　　历史表明，真正世界性的财富和技术增长中心的转移，本质上不是靠贸易谈判，而是靠国家政治和国家暴力来实现的。古代的中国曾是世界少有的富国和技术大国之一。东西方贸易使通往欧洲的阿拉伯半岛的人坐拥财富。11世纪开始西方人发动了持续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军人先行，商人紧跟，结果是阿拉伯半岛的商路及其财富在暴力中转移到意大利人手里，意大利成了西方世界财富和技术的增长中心。后来西班牙通过世界殖民掠夺而崛起，在掠夺中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年英国与西班牙海战，西班牙战败，此后世界的财富增长中心又在暴力中转移到英国。中间经过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和俾斯麦以后的德国两个新科技中心的过渡，世界科技增长中心继续向北美大陆西迁。美国在抵抗英国殖民政策和霸权封锁中崛起，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欧洲衰落中成为迄今仍有生气的新的世界财富和科技增长中心。

　　二、依托于民族产业的民族特质是科技大国形成的基础

　　历史同样表明，在拥有同等的军事力量的条件下，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保留其民族特质的大国，才能赢得和较久地保持世界科技增长中心地位。独立完整的主权、统一的民族市场和有独立研发能力的国家战略产业[4]，则是支撑国家的民族特质的三大支柱。国家主权是技术产权的政治保证；民族市场是孵化和实验技术，尤其是国家战略性技术的基地；独立的研发能力是保持国家科技，尤其是战略性科技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的最基本的前提。

　　自英国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之风就“起于青萍之末”[5]。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全球化。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在英国成功着陆，使英国有幸成为泛漫至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源头，同时也是由资本，具体说是由工业资本带动的技术革命的最初源头。此后世界技术资源就成了工业资本的附属品。与以前农业和商业时代不同的只是技术的第一生产力的属性使其与工业资本联系起来，这时的国际资本中心必然也就是国际技术及其利用中心。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悖论就是：通过民族国家道路崛起并成为资本中心的国家，在其资本扩张中总试图削弱资本外围国家的民族特质；而外围国家也正是通过强化其国家民族性而崛起并强力挤入资本中心。19世纪上半叶，法国科学技术水平赶上英国，19世纪后半叶，德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又赶上法国，20世纪后半叶，美国又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增长中心。而造成技术增长中心链环移位的关键原因，并不在于法、德、美等国的“全面开放”而在于其政治经济在开放中顽强地保留其民族特质。拿破仑是较早意识到资本全球化的危害并主动通过强化国家政治经济民族特质而参与全球化的政治人物。他说：“在世界当前的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6]拿破仑战争的实质在于通过强力抵制英国资本对法国的负面冲击，在欧洲范围内确立法国资本的优势地位。拿破仑在封锁欧洲大陆的同时，也用暴力在欧洲扩张法国资本。尽管拿破仑战争失败了，但法国在拿破仑执政期间强行确立的法国资本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则保留了下来。19世纪60年代末，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使分散于的德国归于一统，这使德国有了在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下的统一民族市场。年俾斯麦又打败法国，此后法德力量对比急速变化。年法德两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分别为7.9%和4.9%，年德国迅速赶上，分别为7.8%和8.5%，年德国则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分别为6.8%和13.2%。[7]与此同时，德国也成了世界科技增长中心。年到年美、法、英、德四国取得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分别为33项（美）、75项（法）、项（英）和项（德）；年到年间，这四个国家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金的人数分别为2人（美）、8人（英）、11人（法）和20人（德）。“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德国当之无愧处在世界科学技术的最前列”。[8]

　　世界科学技术中心从德国向美国的转移是在20世纪中期完成的，但能够使美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地位的基础性条件却是在此前多年形成的。其间，18世纪的独立战争和19世纪的南北战争为美国争得的独立的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为美国未来的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础。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人的立法者，获得一次深刻的教训，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李斯特通过对美国经济的研究，对当时的自由贸易理论提出批评，他说：“美国早期以及比较晚期的经验都证明，当（经济）恐慌发生得最频繁、性质最严重的时候，也正是对英国商业往来限制的最不严的时候。”[9]

　　南北战争以主张统一的美国北方民族工业资本的胜利为结局。此后，美国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高关税为手段强力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市场。年到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优势地位确立后，美国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10]

　　高关税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工业的高速发展。从年到年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从0.1%猛升为23.6％。[11]至年，在人口数仅次于俄国人口数的条件下，美国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远远高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12]此后，世界科技中心加速向美国迁移。19世纪末，美国大学生数量已超过欧洲。年，美国工业实验室达到个，科技人员增加到00人，政府科研经费达到0万美元。二战爆发前，美国科技开始局部领先欧洲。-年美国占同期世界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人数的26%，高于英法，略低德国；-年，美国占50％左右，超过英法德三国的总和。[13]这又为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空间和电子技术的大发展在美国提供了国家级的发展平台。当然，造成此间各国科技人才比例变化的也有二战中欧洲科技人才大量迁移美国的历史原因，但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将这种优势一直保持至今。[14]

　　这说明以最坚决的手段保护依托于民族产业的民族特质而不是所谓“全面开放”，是美国成为独步迄今的科学技术大国的关键原因。如果美国人没有勇气建国，继而没有勇气在反对英国的霸权中强力保护本国的民族产业，而是走今天的拉美道路，依附于英国资本，那么，20世纪的世界科技及其利用中心的地位决不可能降落到美国。

　　能够支持这个判断的有力反证之一，就是苏联的崛起与衰落。事实上，能够有条件成为20世纪世界科技增长和利用中心的，除美国之外，本来还有苏联。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一般的革命不同，它的目的是使俄国以民族的和自主的发展道路，代替没有前途的依附于国际资本的发展道路。十月革命成功后不久，列宁将发展重工业提到关乎俄国生死存亡的高度。他说：“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15]列宁同时又认为应当将重工业建立在当时最先进的电气化技术之上，他说：“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局限于这个一般原理。必须把这一原理具体化。适合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16]为此，列宁指示，“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地位”。“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各方面的素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17]后苏联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基本上完成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现代化技术改造。俄国在年铁和煤的产量分别只有万吨和0万吨，远低于英国的万吨和2.7亿吨，德国的万吨和1.5亿吨，与美国相比就更落后了。但是从～年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苏联制造业的产量就增加了7.5倍多，跃居世界第二位，而同期的美国经济却出现了严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经济遭到巨大破坏，美国却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但是，战后苏联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比美国高出1-2倍。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不到美国的30％，年已达到67％，许多重要产品的产量，如机车、石油、生铁、钢等则先后超过美国。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和军事力量方面，苏联在如导弹、核武器、航空航天、人造卫星等不少高科技领域都具有优势或者与美国旗鼓相当。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就是苏联制造并送上太空的。[18]从年十月革命胜利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俄国从一个极度衰落的军事封建帝国，被改造成世界仅有的与美国科学技术实力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强国。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按西方自由主义原则对苏联进行“改革”，其结果是苏联经近70年（-）努力已达到的仅次于美国的科技大国的地位，在5年多的时间中顷刻瓦解。

　　政治瓦解后必然出现的就是财富及相应的科技人才的转移。据统计，-年中，俄国就消失了多亿美元。-年全部资本外流量超过1亿美元，远远大于从国外投资者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资金流入。[19]到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产量下降了一半多，许多工厂停工，一些非常现代化的航空航天企业改行生产一些包括炒锅或者是园艺工具之类的日用品。精密机器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精细化工、电子、核工业等等一些行业投资严重不足，处于停滞状态。工业部门的人才流失和人员老化非常严重，大部分工程师年龄接近五六十岁。最近10年科技人员数从原来万下降到80万，大量高级专家，尤其是那些核心学科，比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高级专家，都移民到美国和西欧。根据有关专家测算，人才流失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在国内成千成万的高级人才被迫转行，为了养家糊口，好多人被迫转行搞商业或者是其他的行业。俄罗斯经济当中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一些部门现在仍处在衰退之中。[20]　

　　三、战略产业被剥夺的国家，有权利但没能力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科学技术的悖论在于科学创造及其产品交换是需要自由条件的，而科学技术的利用却是要受制于国家利益的。英国以其资本主义方式赢得了工业革命的利益后，便开始推动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全球化并非工业社会的专利。在此之前，人类历史刚刚经历过从四大文明古国为辐射源的农业全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农业国家和民族最终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农业国家和民族，由此使农业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居于主体地位，其中农业霸权国家依其高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农业资源（土地、人口、技术等）在其创造的贡赋体系中，吸吮其他弱势国家的资源。其他民族也曾对这种农业全球化浪潮进行过和平或暴力的抵制，这种抵制也曾对世界形成巨大的冲击，比如公元10世纪中亚游牧匈奴人对欧洲及大月氏人和13世纪游牧蒙古人对欧亚大陆农业民族及其王朝国家的冲击，其结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这些征服民族无一例外地被农业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

　　资本主义在大不列颠岛的成功登陆，使原来被束缚在封建农业王朝中的手工业技术在资本的魔杖下释放出来并在资本的调度下创造出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1]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正如中古时期的封建主义生产力以其农业技术优势征服了游牧民族等非农业民族一样，近代资本主义以其工业技术优势征服了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民族等非工业民族：资本使城市市民变为最初的资本家，使封建的行会组织变为工场手工业，使封建地租变为利润，一句话，原先存在于农业王朝中的一切经济要素，如不转变为资本要素，就会被资本所溶化和吸噬。资本一旦出现，它就开始向世界漫流，资本流向哪里，它就在那里“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22]这个被现代人称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本质上就是资本全球化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表明，对于处于资本外围并受到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民族国家而言，如果不能占有高于资本中心国家的技术优势，它就不能保证其政治经济的独立性——这是目前拉美国家的选择，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对此有独到的理论解释，他说，“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这是因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因此，“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认识到工业对于国家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在这一点上，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王和约瑟二世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一样，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解。他们不必在理论上深入探讨，凭着他们的远见，早已看到整个工业的本质，有了正确的认识”。[23]为此列宁在革命胜利不久就提出其著名的“电气化计划”和用重工业装备俄国的方案，列宁认为这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还表明，对于处于资本外围并受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民族国家而言，如果不能拥有高于资本优势的先进的管理制度，它就不能以较低成本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甚至不能保住本国原创性科技研发能力。

　　制度也是财富，更重要的是其作用远大于财富。目前在科技研发中我们比较多地强调科技投入，提出许多西方国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统计数据，以说明“RD经费投入过低”[24]是我国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我们恰恰忘记了科技产品交易中还存在着的制度成本因素。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长期形成的产权制度使其交易费用占据了科技产品价格的重要部分。换言之，不同的产权制度下，其知识产权会有不同的成本和价格；产权私有化程度越高，其科技产品的交易成本就越高。如果仅简单地按所谓R﹠D投入统计分析国家科技发展的原因，那我们就不能对苏联和中国在建国头几十年，在资金投入远不如西方的条件下，科学技术却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大发展的事实做出理性的解释。在这一时期，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建成的一大批现代化骨干企业，尤其是在钢铁、机械、燃料动力、化工、汽车、拖拉机、飞机、造船等新工业部门，许多都是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建成的。[25]中国是沿着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使中国现代化工程的制度成本在启动之初就降到最低点。在基本没有私有产权交易的条件下，中国不仅将许许多多像钱学森这样流散在海外的优秀科学家感召回国，而且国家在建设之初就获得了科学技术大规模利用的条件。与中国相反，印度独立之初保留私有权制度，结果造成国家现代化因其成本尤其是其中的产权交易成本过高而步履维艰，其发展速度落后中国二三十年。年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通过与印度比较，正确地指出了新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他说：“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改革前（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26]今天尽管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但我们不仅要看到发展与科技投入的函数关系，更要看到科技投入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函数关系。苏联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大规模地降低建设成本。对这种发展道路，列宁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27]“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28]列宁针对那些用所谓“文化水平”来否定俄国革命必要性的“书呆子”们的论点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赶上别国的人民呢？”[29]

　　可见，全球科技资源的利用问题不完全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交易过程，而是一个政治及其战略的实施过程。产权制度本质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交易成本问题。高成本的科技产品肯定是没有竞争力的。英美国家的科学技术在保存私有产权制度的前提下获得发展并取得世界科技中心地位，是由于他们早期用暴力从殖民地获得源源不断的原始积累，但对于苏联和中国这样不可能从外部世界获得超额补偿的后发国家来说，没有条件重复英美国家用经济补偿的方法克服制度矛盾并由此推动经济发展的道路，而只有另辟一条政治改造经济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以西方国家不曾有过的速度建成了由一系列战略产业为支柱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了这个体系，中国才具备了吸收和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肌体”和能力；同样的道理，国际间科技领域的较量并不主要在于争夺所需人才和收购科技成果的价位竞争，而在于剥夺和保护国家吸收全球科技资源的能力的斗争。西方霸权国家常用的手段是：在强化本国战略产业力量的同时，用政治、经济和文化理论的任何方式，剥夺或弱化支撑对手国家的经济独立性的战略产业的再生能力。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此洞察深刻，他说：“力量的确比财富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萨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30]

　　随着苏联和中国步入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道路并由此崛起后，西方发达国家又引导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遵守连他们自己也不遵守的绝对自由贸易原则，要求你用几乎是天价的成本进入高门坎的种种“国际经济组织”，按所谓“国际化标准”自我约束。与此同时，他们却不按自由贸易的原则兼并和整合本国战略产业，降低本国交易费用以提高竞争力。其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与像中国这样新崛起的国家进行良性竞争，而是要彻底摧毁支撑这些国家独立自主的战略产业。美国人曾成功地避开了英国人设下的“世界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圈套，在高关税保护下，美国依托其强大的民族工业而崛起。遗憾的是，美国人却在20世纪末用英国人对付美国人的办法造成苏联的解体和俄国的衰落。此后，美国将目标瞄向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国家战略产业。美国人明白，美国的强大不在于美国自身的力量，而在于对手的力量。[31]而剥夺对手国家力量的最简洁的办法就是瓦解它的国家政治能力及支撑这种能力的战略产业。

　　上世纪80年代始，中国经济在“产权重组”的基础上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和大型国家军工企业与政府脱钩并被推向市场，国家船舶、石油、电讯企业被一分再分的同时，西方国家同类战略企业却出现了大规模兼并浪潮。年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业增值总额中，家最大工业企业占20-25%。-年欧洲最大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额和就业占欧洲共同体GNP和就业的比例分别由18.1%和25.1%上升为19.5%和28.2%。日本最大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额和就业占日本GNP和就业比例分别由22.1%和17.4%上升为29.7%和22.4%。美国最大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额和就业占美国GNP和就业的比例分别由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29.1%和43.3%，下降为24%和43.3%。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兼并几乎成为美国企业成长的主要方式。年美国企业兼并案例起，年，起，年企业兼并案与年持平。90年代欧洲企业兼并达到高峰，就连以兼并困难著称的日本，也出现大型企业之间的兼并。[32]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西方，战略产业的兼并重组与国际竞争并不完全是市场调节的自发行为，其后都有政府和军方的人为扶持和支持背景。年，瑞格柔克和图尔德列出年世界最大的家企业的成长与政府扶持的特殊关系。其中，至少有20家是或者曾是国有企业，或者是由政府直接出面组建的部分国有企业。[33]至少有11家企业的海外扩张直接受益于帝国主义殖民，[34]至少有23家直接从事与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紧密相连的石油工业，[35]至少有11家靠曾经由国家垄断的通讯产业起家，[36]至少有75家的成长直接受益于历次战争中的政府订货，[37]至少有20家企业，曾经被政府从破产或被兼并的边缘挽救过来。[38]所有这些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降低技术交易成本、扩张国际市场以及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

　　20世纪80年代，中美开始联合研制的美洲虎”坦克。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和美国凯迪拉克?盖奇?达信公司提出联合研制“美洲虎”坦克计划，双方各提供40%的部件，其余20%的部件由国际承包商负责。80年代末，由于受国际政治气候影响，美国单方面终止协议，“美洲虎Ⅰ”式和“美洲虎Ⅱ”式坦克各生产出一辆样车就夭折了。[39]

　　90年代初，美国有20多家大型军工企业。年始，美国国防部鼓动军工企业合并。到年下半年，美国20多家军工企业兼并为波音（Boeing）、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Martin）和瑞斯恩(Raytheon)三家。其中对中国航空工业的打击最大的是年底波音对麦道的兼并。

　　年底，中国架民用客机中，80-座飞机架，占73.4%.全球架商用喷气式收音机中,座级占22.5%，座级占35.9%，两者合计58.4%。若实现了这两个级别的大型飞机研制研制能力座级民用，可基本满足我国民航事业的发展需求，在国际市场上也会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座级民用喷气式支线飞机，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一道门坎。20世纪80年代。我国放弃自制研制“运-10”后，试图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三步走计划”。第一步是装配和部分制造大型支、干线飞机，第二步是联合设计和制造座级的支线飞机，第三步是在年实现自主设计制造座支线大飞机的能力。该计划第一步方案赢得美国麦道的合作。为了争夺中国市场，麦道愿意向中国免费提供装配飞机所必需的图纸，图纸总重达50-60吨，市场价值超过万美元。麦道还向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提供飞机模拟器。作为合同的一部分，麦道向中国转包水平定面、襟翼和六个仓门的生产，占机身价值的10%。-年，中国装配了35架MD-82/83，返销美国五架。返销美国的4架MD83质量在美国引起震动。美国航天局指出：项检查基础上，上海的一次检查合格率为95%，而麦道只有51%。年，中航与麦道签订了合作生产40架机体国产化率高达70%的MD-90的合同。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是“组装飞机”，而是美国出产权，中国出设备和工人，合作制造飞机。

　　然而，年11月16日，美国五角大楼正式把设计21世纪新战机的任务交给从未独立搞过战斗机的波音，公开表示：麦道必须被波音兼并。就这样90年代年年赢利的麦道在一个月后即12月15日被波音兼并。接着波音宣布从年以后，不再生产与中国合作MD-90机型。按合同，中国装配加工的20架MD-90的原材料当时已经全部采购入库。取消MD-90机型，意味着维修保养、零配件供应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20架MD-90无法销售出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只有在国内售出两架。参与加工装配的上飞、西飞、成飞等企业，为了与麦道长期合作而新建的最现代化的厂房、购置的最现代化的设备，付出的人员培训成本，立即陷入闲置状态。这对中国航空工业的“三步走计划”无疑是致命一击。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销售收入亿元，而“非航空用品”却占近总额的80%。十大系列五千多种“民品”中，摩托车、汽车的销售额占销售总额的62%。中国的航空总公司成了变相的汽车、摩托车公司，其战略产业的性质日益丧失。[40]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年5月美国众议院公布了所谓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由此引发美国国内妖魔化中国的浪潮及美国对出口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及技术的严格限制。这大大恶化了中国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及培育自身科技原创能力的国际环境。

　　从美国波音兼并麦道到《考克斯报告》掀起的妖魔化中国的浪潮，不由得使人联想起年苏联从中国撤走援华专家和单方粗暴撕毁合同的相似行为。这发生在两个不同时代和两个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同种行为的矛头所向，恰恰是事关中国命运的战略产业即航空航天及核工业领域。如果我们再联系思考年美国强行中止以色列对华出售预警机的霸道行为及年俄国在“安大线”上的变故对能源本已严重短缺的中国经济的雪上加霜式的影响，[41]使我们对年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42]的论断又有新的体会。

　　然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的民用产业技术与国家战略产业技术并不可混为一谈。前一种技术，尤其是其中的非核心技术，是可以按商业原则“自由流动”，并被“跟踪模仿”的；而后一种技术，尤其是其中的关键技术和在技术链条中处于上游的技术，则必须是由国家控制的，是不可能通过贸易获得的。国家战略产业是拉动本国原创技术及其利用的基本动力，而战略产业的毁灭——不管是自毁还是他毁，对这个国家而言，其技术创新和利用的能力就会与当前的伊拉克的科技能力一样，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四、实事求是地制定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战略

　　科技资源的利用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同时也要靠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战略利益来拉动。这不仅是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大国的科技发展规律，而且通过冷战后从苏联垮台、南斯拉夫在科索沃战争中被肢解，以及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等种种事件，南方国家更应当认识到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规律。正如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科技成果虽多却只是为西方大国服务的科技“奶牛”一样，[43]如果没有民族战略产业吸收，我们每年的统计的“专利申请量”、“三系统收录中国科技论文数”等数据，只能是一些昙花一现的果实而不是树木本身[44]。这里所说的“树木”指的就是以国家战略产业为核心和依托的原生性生产力，而不是靠吃外来“补药”长出的表面浮财。昔日的南斯拉夫、苏联的科技曾达到很高的水平，但结果却在西方人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本国的短期商业利益引诱下得鱼忘筌，被西方瞬间击垮。

　　科技战略的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45]以中国之“实事”，研究中国科技发展之“是”，必须是我们研究中国科技利用战略问题的基本方法。科技需求决定科技产品价值，科技价值构成决定科技资源变化的走向。但是，对中国而言，全球科技资源利用问题，就是中国的科技需求问题。研究全球科技资源的利用，不能不结合中国科技需求的特殊性质，泛泛地谈论世界科技需求的一般趋势，而不谈中国科技需求的特殊趋势，就不能得出有利于中国科技发展规律。与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不同，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并不是生存意义上的问题，而是中国近年迅速发展而出现的新矛盾。新矛盾同时也是新需求，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的要求下，近中期中国科学技术资源的研发和利用，按轻重缓急，将受国防、能源和生态三大领域的需求拉动。

　　毛泽东时代中国国防工业建设的快速发展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封锁和苏联对中国形成的三面合围的险恶外部环境，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难得的“大战打不起来”、“至少十年打不起来”[46]的难得的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机遇”（小平同志始终是这样表述的）。其间，国家GDP快速增长。然而好景不长，从年始，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日显恶化：-年北约完成了第一轮东扩，科索沃战争后，冷战时的铁幕边际大幅东移；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基本从法律上完成了从日本、菲律宾到澳洲的意在遏制中国的联盟关系。年和年，美国又通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军事力量插入中国能源进口量最大的中亚地区。这对中国已形成了东西合围的态势，这种态势从某种意义上又增大了中国在东亚商品市场和中亚能源市场的安全风险。近几年台湾当局加快“台独”步伐，从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台湾当局已在文化、外事、特警，特别是军队等领域从组织上完成了“台独”干部更换；年起，台湾当局在快速提升军事技术，为向中央政府最终“摊牌”做军事准备。[47]与此同时，台湾陈水扁当局在当年年底又公开提出“公投”和“修宪”的时间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军事准备不得不大幅提前进入中国议程。遗憾的是，国家技术的自主研究多年来已被我们冷落和荒置了，现在又恰逢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的变化，这更加大了中国对国家战略产业及其相关技术、尤其是极难通过国际贸易或“跟踪模仿”获得的航天航空和航海潜艇技术需求的迫切性，国防技术需求问题骤然间变成了与国家主权生死攸关的问题。可以肯定，台海一旦出现战事，高技术战役将定结局，而这个结局，又是关系到中国的命运。

　　资源的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对外依存度迅速扩大，也迫切要求中国的军事工业，尤其是中国海军建设的大发展。现代海军是伴随国际贸易而同时出现的，而海军先行又是英美国家扩展国际贸易的基本路线。目前中国扩大国际能源市场的步伐较快，而由此产生的维护中国已获取的国际能源利益的军事自卫手段却严重滞后。根据自科索沃战争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看，没有海军保障的国家海外利益增长，随时都有被海上军事强国强行或变相中断的可能。[48]从近代西班牙、荷兰与英国、英国与早期美国、乃至英国与中国清王朝冲突的经验看，军事，特别是海上军事斗争是大国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终极手段。对此要早作准备，不然我国通过正常的国际经济活动而迅速扩大了的包括能源利益在内的全部经济成果，将会在因准备不足而可能出现的军事失利中迅速丧失。

　　国防工业属于战略产业中最核心、最具政治性而非商业性，因此也难以通过贸易完成的部分。形势逼人，台湾问题已把我们逼到非自主和快速发展国防工业则不能有效制止“台独”的关口；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依存度的日益提高，又把我们逼到非提速推进军事，尤其是海军的现代化则不能保卫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的地步；最后，日益险恶的安全形势把中国推到非自力更生地发展中国国防产业而无退路的墙角。

　　作为联动效应，通过国防产业的自主发展，中国航空航天技术工程、海洋技术工程及微电子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工程等也可获相应的拉动。

　　其次，近些年的快速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另一急迫问题是资源，尤其是其中的能源安全问题。中国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扩大的原因不在于中国能源总量不足，而在于如石油天然气等清洁高效能源的严重短缺。据统计，到年，国内石油、天然气、富铁、富锰、铜等10种矿产已不能保证并需长期进口，铬、钴、铂、钾盐、金刚石等严重短缺。到年，对经济发展45种矿产资源中可保证经济发展需求的只有5种。[49]能源方面，目前，在中国使用量最大的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等常规能源中，产需矛盾比较突出的主要集中在清洁高效能源品种，尤其是石油品种生产的增长不能满足迅速扩大的国内需求。从年起，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7%以上的增长的同时，中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年净进口量超过万吨。未来15年内，我国国民经济将以7%左右的速度发展，原油需求将以4%左右的速度增加；同期国内原油产量增长速度只有2%左右，低于原油需求增长速度，国内原油供需缺口逐年加大。预计年原油需求2.45亿吨左右，[50]届时，我国石油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加大。年初，中国地质科学院发表报告指出，除了煤之外，后2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石油、天然气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至5倍。报告说,中国的主要油田都已接近生产结束期。到年,中国需要进口5亿吨原油和亿立方米天然气,分别占其国内消费量的70%和50%。[51]更令人担忧的是，与中国能源风险增大的同时，亚太地区能源消费却在飙升，近十年间该地区能源产量在世界生产总量中只增长了0.5％，但其消费总量却从19.9%猛升到26.9%，增长了7个百分点，其增速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世界石油消费第一增长大户。亚太地区这种石油产量比重增长滞后、消费比重却大幅上升的反差现象,预示着该地区石油供给短缺及由此引起的对外依存度将持续扩大。

　　中共十六大为未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目前看，仅凭国内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和油气资源的储产量不足以支撑这个目标，而国际油气资源进口上游地区，基本又为美国等西方海权大国所控制，这种控制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又进一步强化为经济垄断。这对油气进口依存度日益增大而同时又对油气上游地区没有多少控制力的中国能源消费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年中国电力缺口在万千瓦以上，今后电力缺口将持续扩大。[52]目前中国能源不足已通过油、气、煤的不断提价及各地限电措施反映出来，如果没有新能源技术的尽快开发，中国的能源价格的持续飙升对国家GNP的增长及科技成果的应用将形成根本性的制约。[53]目前中国有人以“世界工厂”从英国到美国的历史轨迹作论据，为“世界工厂正在转向中国”的现象鼓与呼，[54]事实上，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和自由地获取世界资源，仅在中国现有资源基础上经营“世界工厂”的后果，对中国的未来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在资源问题上西方走的是一条海军保障进口的道路，对目前海军较弱的中国而言，大概在近中期内只能走一条技术增长逐步替代能源进口增长的道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现在世界出现的许多新能源技术都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世界能源危机的压力下产生的，目前中国面临的能源的压力，也会在科学技术研究中激发出新时代的“铁人精神”及新型能源技术及与之相关的节能技术、核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开发。

　　最后是生态技术。生态技术说到底是关于协调生命与环境关系的技术。我们研发技术，利用技术，发展经济，说到底还必须是一个“利为民所谋”的事业。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后果如果成为毁坏本国人民利益，尤其是本国人民的健康利益的原因，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及相关的科技发展就是失败的。在这方面，目前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是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加剧。中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万平方公里，占到国土面积的38％；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已达27％，而且呈扩展的态势。在50～70年代，每年为平方公里，至80年代为每年2平方公里，90年代更上升至每年0平方公里，有4亿人口笼罩在荒漠化的阴影之中。土地沙漠化面积超过全国耕地净减面积。建国以来，全国共有66.7万公顷耕地沦为沙地，平均每年丧失耕地1.5万公顷，有.3万公顷草地变为流沙，平均每年减少草地5.2万公顷；每年水土流失造成沃土流失多亿吨，流失的氮、磷、钾等养分远大于全国化肥总产量。同时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土地利用强度加大，土地退化加剧，土壤肥力降低或丧失严重，导致地力衰竭。北方地区因沙漠化诱发的沙尘暴频率加大；我国北方20世纪50年代共发生大范围强沙尘暴灾害5次，60年代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二是资源严重短缺。全国多个城市一半缺水，在个重要城市，每年缺水损失工业产值亿，过度采用地下水造成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诸如地面沉降、海水倒灌等。同时由于水资源利用不合理导致北方地区河流断流日趋严重。目前中国己处于中高度缺水国家之列。三是草地退化严重。中国大部分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其中中度退化程度以上的草地达1.3亿公顷，约占草地面积的1/3，并且每年以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四是生物多样性安全度降低。我国已有15％-20％的动植物物种受到威胁，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的个物种中，我国占个。动物资源中，全国列为一级保护动物有97种，二级保护动物种。在植物资源中我国珍稀濒危植物共有种。五是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损失重大。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仅气象、海洋、地震等7大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折合成年价格），就呈明显上升趋势：20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约亿元；20世纪60年代亿元；20世纪70年代亿元；20世纪80年代亿元；20世纪90年代前5年约亿元；年仅因水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0亿元；年中国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高达7亿元。六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经济损失不断加大。据预测，到年，中国可能发生年一遇特大自然灾害的概率将增加到74.6％（现为62.5％）。届时，如果这一自然灾害确实降临，生态环境对于发展的整体支持能力将在现有基础上下降17.5％-22.0％，所需承受的经济损失将达到3-亿美元。[55]“九五”期间，尽管中国生态环境状况较“八五”期间有一定的改善，但中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形势总体上尚未得到改观。[56]这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对中国生态科技产生更大的需求。这种需求将连带推动现代环境技术、生物技术、现代医学，尤其是中医理论的研究，其间，中国的“天人合一”的传统理论将作为未来生态科技发展的思想资源，不仅造福中国，也同时也会造福世界。

　　五、几点政策建议

　　值得说明的是，在上面所提到的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形成的紧迫压力和需求中，国防及相关的战略产业是商业性质最小而政治性质最大，因而其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基本上是不可交易因而必须自主研发的领域。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抱有幻想，那等待未来中国的，只能是拉美式的命运。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基本建设因苏联大规模撤走专家而受挫、90年代中国因美国强行终止麦道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合作计划而夭折、年美国抛出所谓“考克斯报告”、同年底美国强迫以色列中止对华出售预警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留给我们必须牢记的经验就是：在事关国家命脉的技术问题上，“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57]

　　但是，在能源和生态领域，大部分一般技术，乃至一些高技术是可以通过全球化的技术贸易，通过“跟踪模仿”从世界技术资源中获取。比如欧盟每隔几年发表的对华政策报告都对生态环保领域合作有相当的篇幅，欧盟与我国在这些领域也确实开展一些合作项目。今后我们可继续并将这方面的合作尽量扩大为多种相关领域如中医、节能、生物、农业等技术领域的合作，并在这种合作中推进我国相关技术及其能力的升级和提高。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58]即使在一般技术方面，只有拥有相当比例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和产品的国家，才能拥有获取、利用和吸收全球科技资源的战略主动权。

　　以国防、能源和生态为龙头产业，提高中国高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加大自主创新技术产品比重，并以此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政策建议如下：

　　首先，以“两个中间地带”[59]即南方国家和欧洲国家为重点领域，加大科技进口和输出。科技问题，尤其是高科技问题，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然是国家间的政治问题。自“9?11”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并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建立单极霸权的企图已与欧洲产生严重的分歧，并与南方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矛盾日臻激化。19世纪欧洲许多国家，尤其是法国和俄国都曾将美国视为牵制英国霸权的重要力量并加以扶持，新世纪的中国也是欧洲用以制衡美国并以此分散其来自美国压力的最重要对象。[60]历史上，法国的拿破仑与俄国的尼古拉一世为了遏制英国曾将位于北美的路易斯安那与阿拉斯加“卖给”美国，通过强化美国的地缘政治分量以牵制英国。相信在科技领域，尤其是高科技领域，今后欧洲也会为中国预留远大于美国留给中国的商业贸易或非商业交易的余地，因为这样符合欧洲的政治利益。但鉴于中国与欧洲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在国防工业领域，欧洲对华技术出口也会采取相应禁止和防范措施，但在其模糊地带，如航天、航空、计算机、材料科学、生物科学等领域，欧洲与美国相比，其对华技术出口政策要宽松得多。年底受到美国麦道为波音兼并沉重打击的不仅是中国航空，同样也有欧洲的空中客车。[61]欧洲与中国一样也面临着美国的经济政治压力，因此，欧洲与中国有着包括科技贸易在内的更多的共同的政治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中国在全球科技资源，尤其是上游高科技资源利用与合作方面，可以加大向欧洲倾斜的力度。

　　其次，培育和依托国内技术市场，在中国与东南亚及其他南方国家之间连接以中国科学技术为上游的技术产业链条。在这方面，一些西方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在这些国家中，产品按技术含量，一般将高附加值技术及核心技术产品，放在技术母国中研发和生产，而将低附值产品和非关键技术放在处于技术链下游的国家组装和生产。[62]在技术升级链条中，越是新技术，其产品出口则越完整，南方国家所获其技术相关产品零配件生产的机会就越小。[63]据统计当今世界上30-40%的国际贸易量和80％的技术转让都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64]这便于从事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通过垄断技术来保证其高额利润。就中国而言，中国经济目前已基本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商业和市场的原则自然也适用于中国技术出口。尽管中国在技术进口中尚未进入世界技术上游领域，但在我们的技术出口中，我们也可将总体技术劣势转化为局部技术优势：可将中国自主创新技术新产品附加值较高和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在母国公司进行，而将其余部分附加值较低的技术随中国投资可向外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地推行中国技术标准，并由此形成以中国为上游的技术链条。这既可降低中国资源消耗，也可扩大中国的海外市场。

　　第三，扩大、深化和强化民族科技市场，重组中国产业。民族市场是民族生存的基础，是国家培育自主技术的温床，是决定和制约国家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近代历史中的拿破仑、俾斯麦、林肯等都是为统一的民族经济和市场挑战以英国为源头的资本全球化的伟大人物。民族市场建立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强力崛起的过程。法国、德国、美国经济和科技都是在拿破仑、俾斯麦、林肯之后获得快速发展并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二战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不仅得益于较早地对外开放，其实更重要的还得益于对本国民族经济和民族市场的强力保护。[65]韩国对民族工业的保护，尤其是对民族汽车工业的保护，其力度近乎强制，凡是去过韩国的人都会对此留下很深的印象。民族经济依赖于民族市场，民族的科学也只能生长于民族的市场。没有民族市场的科技，就正如只有大脑而没有双脚去实验思想结果的人一样，不管你一年有多少论文发表和转载，也不管你从事科技工作的人有多少，其结果只有依赖于他国市场并为他人服务。“皮之不存，毛将安傅”。[66]目前印度的IT产业就面临着这种在本国无法扎根更无法持续发展的命运。

　　毛泽东通过建立了强大的民族工业支撑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制止了蒋介石买办经济造成的民族工业衰落的局面。在此基础上，中国又在邓小平时期走上市场经济并由此使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又面临在外资不断冲击下我们的民族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不断萎缩的困境。中国的民族市场之基在农业，而中国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所占份额从年的50.5%下降到年的17.7%，其增加值增长率从年的11.5%下降到年的2.8%。[67]这几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农业市场向国际开放力度加大，中国农业市场萎缩严重。如果这种情况还得不到有力扭转，中国的科技就只有被迫走拉美和印度式的依附性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目前的“三农”问题，不仅是社会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制约中国的科技自主发展道路的问题，是制约中国科技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大问题。

　　在此基础上，重组中国产业，尤其是战略产业以降低其科技产品消化成本和提高全球科技资源的利用能力。历史表明，资本自由竞争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优势就会因产权分割过于明细反使产品交易成本高于生产成本，从而阻碍和窒息国家经济和科学的发展。这时资本就会通过兼并形成少数大型垄断企业（也是制度创新）以降低企业用于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交易成本并由此提高企业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西欧等许多国家对国防工业实行大规模调整改革，组建大型军工集团，实行集团化、规模化经营。这与19世纪末资本主义通过兼并而出现卡特尔、辛迪加等大型垄断公司的情形相似，是资本竞争日趋激烈的必然结果。而同时中国恰逢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许多大型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化而提高了竞争力，但同时随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及其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中国也面临西方资本自由竞争体制下也曾经历过的同样问题：在国内食洋不化的产权理论误导下，中国产权交易成本不仅在国内竞争中，同时也在国际竞争中骤然飙升，以至相当的民族产业在与国家财政脱离后不堪产权成本重负而纷纷败在国际大财团的脚下，其结果如不被打败，就一定被“收编”。[68]更有甚者，在“有利于竞争”的口号下被分割得日益细密的中国企业，像一片片小舟被推向波涛汹涌和“航母”如云的“国际市场”，其结果，如无国家特别扶持，冲入世界市场的中国企业多难成气候。早在年就有学者置疑：“在一些产业，散兵游勇式地被跨国公司整合进我们在动态意义上不易把握的跨国分工体系，对中国产业的振兴，是否最佳选择？”学者呼吁：“产业整合，千难万难，时不我待。”[69]如果说，当时中国正处中国经济转轨之际，产业重组时机尚未成熟，但随中国市场经济深化，过于“明晰”和细密的产权体系已成为像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陷阱。现在看来，绕过这个陷阱，强化政府介入经济的力量，组建中国产业的“航空母舰”，依托民族市场，降低国家发展成本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已成了中国不能回避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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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版，第页。

　　[2]1-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分布单位：%

　　1年年年

　　中国23...2

　　印度22..

　　日本4..5

　　欧洲23...3

　　美国0.01..8

　　俄国3.24.86.3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AngrusMadison）：《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ChineseEconomicPerformanceintheLongRun)，楚序平、吴湘松译，新华出版社年版，第57页。

　　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

　　地区/国家/年份1-年

　　中国0.85

　　欧洲0.68

　　日本0.21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第58页。

　　[3]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

　　地区/国家/年份60

　　整个欧洲23......0

　　联合王国1.94.39....5

　　哈布斯堡帝国2.93.23.24.24.44.7

　　法国4.04.25.27.97.86.8

　　德意志诸邦/德意志2.93.53.54.98..2

　　意大利诸邦/意大利2.42.52.32.52.52.5

　　俄国5.05.65.67.07.68.8

　　美国0.10.82.47...6

　　日本3.83.52.82.62.42.4

　　第三世界73......0

　　中国32.....56.2

　　印度/巴基斯坦24...68.62.81.7

　　资料来源:[美]保罗?肯尼迪，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年版，第页。

　　[4]“战略产业”，不同国家依据国情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解释，本文通指涉及国家命脉和存在基础的产业。

　　[5]宋玉《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

　　[6]转引自[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版，第69页。

　　[7][美]保罗?肯尼迪，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年版，第页。

　　[8]申漳：《简明科学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年版，第页。

　　[9][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版，第88、89、97页。

　　[10]—年工业化国家制造业产品进口的平均关税税率（%）

　　国家/年份1875

　　澳大利亚————

　　加拿大————8

　　法国——12-420

　　德国-63

　　意大利——8-

　　丹麦-20

　　瑞典——3-

　　美国-

　　资料来源：转引自高梁著：《挺起中国的脊梁：全球化的冲击和中国的战略产业》，石油工业出版社，年版，第12页。

　　[11]资料来源:[美]保罗?肯尼迪，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年版，第页。

　　[12]年各大国国民收入、人口、以及人均收入对比表

　　国家/年份国民收入人口人均收入

　　美国亿美元万美元

　　英国

　　法国60

　　日本2036

　　德国

　　意大利403

　　俄国701

　　奥匈帝国3057

　　资料来源:[美]保罗?肯尼迪，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年版，第页。

　　[13]孙汉文主编：《现代科学技术概论》，中国经济出版社年版，第12页。

　　[14]参见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中国软科学杂志社编译：《世界级科学家国别分布情况分析研究》。

　　[15]“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的前途”，《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16]“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17]“日记摘录”，《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18]“社会主义实践历史参考”， 　　[19]张晓禾、刘建进编译：“俄国大量美元外流”，《香港传真》No.99-56

　　[20]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弗?伊?多博列尼科夫报告：《俄罗斯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时间年10月27日上午9：00-11：30，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报告厅。 　　[21]“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22]“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23][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版，第、、页。

　　[24]“我国科技竞争力现状、问题及对策”，《科教兴国战略研究动态》，年第1期。

　　[25]斯大林本人对此曾加以肯定。他在和克?约翰斯敦的谈话中说：“在苏联，约有2/3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美]萨顿：“西方技术与苏联经济的发展（-）”，转引自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5卷（-），世界知识出版社，年版，第44页。

　　[26]转引自韩德强：“五十年、三十年和五十年”。《香港传真》No.99-53。另外，新中国的主要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成就在安格斯?麦迪森写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也有全面客观的介绍。

　　[27]“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28]“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29]“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30][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版，第46-47页。

　　[31]“一个国家当前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邻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转引自[美]保罗?肯尼迪，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年版，第9页。

　　[32]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生的重大兼并有，KKR兼并RJRNabisco(),Chevron兼并Gulf()，PhilipMorris兼并Kraft()，Bristol-Myres兼并Squibb()，TimeWarner兼并WarnerCommunications()，Texao兼并GettyOil()，杜邦兼并Conoco，(),BP兼并StandrdOil()，BeechamGroup兼并SmithklineBeckman()，美钢联（USX）兼并Marathon，Oil()兼并，KKR兼并Beatrce()，道氏化工（DowChemical）兼并MarionLaboratories()，Ge兼并RCA()，康柏克(Campeau)兼并FederatedDepartmentstores()，Mobil兼并SuperiorOil()，RoyalDutch/Shell兼并壳牌石油(SellOil,)，PhilipMorris兼并GeneralFoods()。欧洲企业兼并在年达到高峰，其中包括著名的荷兰银行ABN与AMRO的合并。ABN-Amro成为世界排名16的大银行。年，欧洲化工的重大合并和联合即有Cepas为Eastman生产原料精对炳二甲酸（PTA）和聚对笨二甲酸乙二醇酸（PET）。ElfAtochem购买EniChen的低密度聚乙烯（LDPE）。EniChem与UnionCarbidew合并成立PolymeriEuropa生产LDPE低密度聚乙烯、线性低密度聚乙烯（L-LDPE）等。Huntsman购买ElfAtochem的EPS部门。Bayerm购买Huels的PE部门。Huel兼并Phenolchmie。BASF购并ICI的聚丙烯（PP）。EVC购并ICI/EniChem的聚氯乙烯（PVC）和VCM部门。Neste与Statoil合并成Borealis。OMV与Repoal合并。Shell与Himont合并成Montell，年产聚乙烯万吨，超过日本全国产量。年，在日本通产省的敦促下，三菱化工与三菱石化合并，组成日本第一家世界最大的化工企业。年，朝日化工（AsahiChemical）与ShowaDenko合资生产的聚苯乙烯（PS）和聚炳烯（PP）。年，三井Sekka与UbeIndustries合并它们聚丙烯，组建GrandPolymer。ShowaDenko与日本石化（NipponOilPetrochemical）合并它们的聚乙烯（PE）和聚丙烯，组成JapanPolyelelin。年，通产省要求三井石化（MitsuiPetrochemical）与三井东亚化学(Mitsuitoatsu)合并，组成日本第二大化工企业。年，有年历史的三井银行与太阳神银行合并成樱花。年，三菱银行（MitsubishiBank）与东京银行（BankofTokyo）合并，组成总资产排名世界第一的东京三菱（TokyoMitsubishiBank）等。（正文及本注释资料来源，王小强：“产业整合时不我待”，《参阅文稿》，No.96-8.p.13-14）

　　[33]包括IRI(排名第6)、奔弛(Daimler-Benz,排名第8)、BP(BritishPetroleum，排名11)、大众(Volkswagen排名11)、ENT(排名21)、EIF-Aquitaine(排名22)、雷诺(Renault,排名29)、Alcatel-Alsthom(排名34)、Total(排名45)、INI(排名54)、PDVSA(排名56)、Repsol(排名64)、英国航天(BritishAeospace,排名68)、Usinor-Sacilor(排名72)、FeruzziFinanziaria(排名75)、Phone-Poulenc(排名77)、Viag(排名78)、Preussag(排名82)、Friedrich-Krupp(排名86)、Petrobras(排名89)和Saint-Gobain(排名91)。（正文及本注释资料来源，王小强：“产业整合时不我待”，《参阅文稿》，No.96-8.p32）

　　[34]包括RoyalDutch/Shell、BritishPetroleum、Unilever、Elf-Aquitaine、Alcatel-Alsthom、Total、ICI、BritishAerospace、Petrofina、BTR和IdemitsuKosan。（正文及本注释资料来源，王小强：“产业整合时不我待”，《参阅文稿》，No.96-8.p.32）

　　[35]包括Exxon(年排名第2)、RoyalDutch/Shell(排名第4)、BritishPetroleum(排名11)、Mobil(排名13)、ENI（排名21）、Elf-Aquitaine(排名22)、Chevron(排名24)、杜邦(DuPont,排名26)、Texaco(排名27)、Total(排名45)、Amoco(排名46)、PDVSA(排名56)、PEMEX（排名57）、日本石油(NipponOil,排名62)、Repsol(排名64)、AtlanticRichfield(排名67)、Petrofina(排名70)、美钢联（USX，排名74）、IdmitsuKosan(排名83)、Ssanyong(排名87)、Petrobas(排名89)、Sunkyong(排名90)和Tenneco(排名99)。（正文及本注释资料来源，王小强：“产业整合时不我待”，《参阅文稿》，No.96-8.p.33）

　　[36]譬如，西门子直到年，垄断性产业为企业生存的基础（军事工业4—10%，电站17%，医药技术10%，通讯22%）。菲力普（Philips）80年代通讯和军事工业占企业销售的25%。ABB的政府订货曾高达30%。不在大的著名企业，美国ATT(AmericanTelegraphandTelephone)、英国BT（BritishTele 　　

　　[37]譬如，-年，美军定购大量“鹊巢”咖啡和“咖啡知已”（Nestle,排名23）。同期，由于军事订货，PhilipMorris(排名17)的香烟销售翻了一翻。Texaco30%的生产是军事订货。GM、奔驰和尼桑等既生产家用轿车又生产卡车，是因为大量军用车辆订货。譬如，二战和朝鲜战争期间，GM生产能力的19%用于军品订货。整个70年代，Fujitsu计算机研究开发费用的60%由政府提供。整个50和60年代，五角大楼支付了IBM（排名第7）三分之一以上的研究开发经费。整个50年代，IBM50%的利润来自五角大楼。50年代，波音（Boeing,排名35）用政府所有的B-52轰炸机的厂房和设备生产波音，从而奠定波音在大型民用客机的世界垄断地位。直到年，波音的军事订货仍占企业销售的23%，年降为10%。年，UnitedTechnologies(排名53)的军事订货占企业销售的30%。年，日本三菱重工（排名49）的军事订货占企业销售的19%。年，英国航天（BritishAerospace,排名68）90%的利润来自军事订货。HughesAircraf(属于GM)、麦道?道格拉斯（McDonnellDouglas,排名69）、波音和EstmanKodak(排名61)，年年接受美国国家航天局（NationalAerona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NASA）的巨额订货。仅芯片一项，美国国防部每年支持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即达一千亿美元。（正文及本注释资料来源，王小强：“产业整合时不我待”，《参阅文稿》，No.96-8.p.33-34）

　　[38]包括著名的国有企业IRI（排名第6）、INI（排名54）和ENI（排名21）。直到二战以后，在高关税的保护下，欧洲的大钢铁企业还可以结成所谓“危机卡特尔”（crisiscartels）。-年，政府补贴超过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钢铁企业“平均增值”（value-addedaverage）的50%。同期，国有企业北方钢铁（Usinor-Sacilor,排名72）从法国政府拿到亿马克的直接补贴。40年代末，日本政府组织日本银行（BankofJapan）、日本发展银行（JapanDevelopmentBank）和日本工业银行（IndustrialBankofJapan）、帮助丰田（排名5）、尼桑（排名16）和五十铃（排名）走出生存困境。30年代福特（排名第3）面临破产，年克莱斯勒（Chrysler,排名28）面临破产，80年代麦道?道格拉斯（McDonnellDouglas,排名69）和雷诺（Renault,排名29）的生存危机，年大宇（Deawoo,排名41）的债务危机，年大众（Volkswagen,排名14）在西班牙的SEAT面临破产，-年Metall-gesellschaft的财务危机，-年Electroux（排名91）面临破产，都是靠政府帮忙渡过的。年瑞典政府挽救两家特大银行，SkandinaviskaEnskildaBanken和Handelsbanken。这两家银行是沃尔沃（Volvo,排名85）、Electrolux（排名92）、Ericsson（排名）、Asea（ABB的一半，ABB排名33）、Stora（排名）和SKF（排名）的大股东。（正文及本注释资料来源，王小强：“产业整合时不我待”，《参阅文稿》，No.96-8.p.34）

　　[39]“半途叫停中美联合造“美洲虎”坦克” 　　

　　[40]资料来源，王小强：“四年时间，美国军工重组完成”，《参阅文稿》No.97-13；“中国航空工业向何处去”，《战略与管理》，年第5期；高梁：《挺起中国的脊梁——全球化的冲击和中国的战略产业》，石油工业出版社，年版。

　　[41]年，俄罗斯石油企业向中方提出了修建从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地区石油管道的建议。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年5月，中俄两国石油公司签署了拟通过建成后的“安大线”向中方供应7亿吨、价值亿美元石油的协议。不料年8月，原定当月举行的中俄能源分委会会议被推迟，有消息说俄政府决定优先铺设安加尔斯克至纳霍德卡的石油管线(安纳线)，9月2日，俄自然资源部宣布将最终否决安大线，安大线陷入危局。

　　[42]这是毛泽东同由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参见“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一九六三年九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年6月版，第页。

　　[43]-年间，印度软件产业出口额第三次翻番，首次超过10亿美元，达到16.5亿美元。　就外部而言，虽然印度仅仅用了10年时间，便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软件出口大国，但印度软件业产值中63%都是来自美国的订单，高度依赖美国经济。印度的软件出口到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60％以上出口到美国。/92年度至/02年度之间，印度软件业的年均增长率达43%。印度目前有软件公司近3,家，从业人员达41万，前10家软件公司的人员规模在万人以上，企业盈利在20%以上。年以来，由于美国经济的长时期低迷，印度软件厂商不得不随之削减产量。美国现有IT人才签证配额的一半被印度人占据，无论美、英、德各国都渴望得到印度的IT人才。在美国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印度裔美国人多达30万人，硅谷40％的网络公司创始人是印度移民，在海外工作的印度软件工程师多达10万人。（“直击印度软件业:突破外包向价值链上游进发” 　　

　　“我们看报纸上说印度是软件大国、科技大国，但印度情况似乎不是这样。我到印度尼赫鲁大学财务处交费时，只见财务报表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半个房子堆的都是账本。整个大厅没有一台电脑。我到国际政治系，只有一台型的电脑，还经常不工作。我等一个电子邮件往往要等一两个小时，打字员用的打字机跟英国工业革命时候的差不多，工作起来响声很大；整个行政大楼都是这声音，跟工厂一样。这种情况说明它国内电脑市场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印度有钱人也不买电脑，买了没有用。它整个生产与市场完全是分离的，市场依托于国外，国内大量穷人基本生活保障靠政府包办，穷人的一些消费项目如饮水、医疗等都是免费的。有一次医院作了个小手术，从挂号到手术结束共花了10卢比，相当人民币两元钱。印度多数人是穷人，穷人手头没有多少货币，因而就不会有太大的购买力。因此统计数字表现出的消费高指数多是政府包办而非国内民间资本拉动的。印度人聪明的脑袋是给外国人长的。我去一个小餐馆，那天女老板高兴得不得了，说她儿子拿到美国绿卡了。在印度家里有人拿到美国的绿卡是很自豪和高兴的事。印度人绝顶聪明，但这只能为美国人服务，因为印度的民族市场很小。前两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是印度人，但他一生多数时间却在英美两国。只是由于他未放弃印度国籍而非为印度长期工作才成为首位诺贝尔奖印裔得主。真不知道，西方推出这位印裔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印度人意味着什么，西方人大概在暗示印度应该按着拉美模式搞下去。”张文木：“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香港传真》No.-37

　　[44]“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版，第47页。

　　[45]“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一九六0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46]“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年版，第25页。

　　[47]年12月19日，台湾民进党正式推出《大陆军力基本报告》，声言台海爆发下一次战争的时间可能为～年之间，台湾只剩6～10年可以改善军力。针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台当局已将“卫星科技”列入建军规划，以增强攻击性信息战能力。年10月，台军于成立“通信信息指挥部”，编制员额0余人。台“国防部“表示，台军独立建构的环岛光纤网络已完成使用，这套独立的光纤通信网络，规格与美军使用的SONET相同，未来可进一步进行通信、信息整合。年12月，在美海军航天和海战系统司令部的对外军售合同名义下，洛克希德?马丁战术系统分部将向台湾提供数据链及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C4ISR)综合系统的其他设备。洛?马公司将负责设计、研制、采购硬件、试验、鉴定、安装并提供全寿命支持。这个初始合同的价值为万美元，截止到年6月。如果全面展开，合同的总价值可能高达21.5亿美元。年1月15日，台"国防部长"汤曜明表示，台军方除成立"导弹司令部"，还将筹建"爱国者先进能力-3"（PAC-3）导弹系统，加强中、南部反导弹能力，逐步建构全岛低层导弹防御能力。汤曜明特别强调因应弹道、巡航导弹威胁，已积极筹划建立台军方导弹整体防御系统。报道称，未来全岛导弹防御系统中，将有2/3的导弹系统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自制。汤曜明表示，对于导弹作战系统，将采取外购与自研两种方式。资料来源：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 　　

　　[48]年12月16日中国商务部网站消息：最近伊拉克的临时石油部宣布，终止或冻结前伊拉克政府与俄罗斯、中国、法国签定的3个石油合同，其中与俄罗斯Lukoil的合同被终止，另外一个和中国公司开发al-Ahdab油田的合同被冻结。38亿美元的Lukoil合同在年首签，目的是发展伊拉克西部的Qurma油田的第二期工程，并且准备在联合国制裁令解除后马上开始经营该油田。西部Qurma第二期油田估计蕴藏了25亿桶石油，投产后每天产量可以达到60万桶。 　　

　　[49]朱川主编：《矿产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年版，第41页。

　　[50]国家石油工业”十五”规划。

　　[51]“中国矿产资源短缺危及国家安全”，凤凰卫视消息

　　 　　[52]“中国发生能源危机？”，《瞭望东方》年第5期。

　　[53]“对现代化工业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停电，原料会凝结，大型设备损坏。这个威胁不仅是影响业者的生存连带减少了投资者的动机。这真是一个潜在的危机啊。”引自“没有能源，中国能成为世界一强吗？”， 　　[54]郭万达、朱文晖编著：《中国制造——“世界工厂”正转向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年5月版。

　　[55]“四、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仍呈恶化趋势”，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56]“九五”期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环境立法和执法取得进展，全民环境意识有较大提高。结合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取缔、关停了8.4万多家污染严重又没有治理前景的企业。环境保护投入逐年增长，占同期GDP的0.93%。以重点流域、地区、城市、海域和工业企业污染治理为突破口，开展了大规模的环境污染治理，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得到加强，启动了国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开始实行退耕还林（草），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开始实施。经过五年的努力，全国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九?五”环境保护目标基本实现。年，城市环境空气中主要污染物浓度持续下降，酸雨区范围和频率保持稳定；工业废水对地表水的污染得到一定的控制；“三河三湖”水质恶化趋势基本得到控制；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总体上有所改善，渤海近岸污染程度减轻，东海近岸污染略有加重；重点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大都控制在轻度污染水平；全国辐射环境质量良好。但全国城市空气污染依然严重，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城市仅占三分之一；地表水污染普遍，特别是流经城市的河段有机污染较重；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突出；地下水受到点状或面状污染，水位下降，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57]“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在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5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年6月版，第页。

　　[59]“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见“两个中间地带”（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60]“但是我们更应注意到，今天的欧洲也从美国的单边外交中感受到了当年英国对欧洲的压力。“9?11”以来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对欧洲施加压力并受到欧洲人的抵制。在《京都议定书》、TMD，特别在美国退出《反导条约》等问题上，布什根本不体谅欧洲人的感受，欧洲人明显感到压迫。在这次伊拉克战争及其战后重建问题上，欧美矛盾表现明显。这将迫使欧洲人再次重复他们当年反抗英国压迫的方法：在美国西部地区再造一个牵制美国的力量。这个力量目前看那就是中国。看来现在欧洲人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这条道路。除了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快之外，欧盟日益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年、年和年，欧盟分别发表《中欧关系长期政策》、《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和《欧盟对中国的战略：年声明的执行情况与今后使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措施》等一系列对华战略文件报告，这些都是欧盟对华政策自年以来转变的重要标志。年9月10日，欧盟委员会通过欧洲未来三年对华关系题为《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的共同利益和挑战》的战略文件，该文件，阐述了未来三年内欧盟对华政策和行动的指导方针与短期战略发展框架。文件中包括了加强对华关系的六个主要方面：欧盟与中国共同承担的责任；支持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促进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加强实施欧盟与中国之间的互利合作计划；提升欧盟在中国的形象和改善双边对话机制，在提高对话水平的同时注重对话质量作为回应，10月13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表明中国“致力于构筑中欧长期稳定的全面伙伴关系”的愿望。10月14日，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表示，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是对进一步加强欧中对话与合作的“重要贡献”，欧盟将深入细致地研究中方在这一文件中提出的建议。“9?11”后，在对待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方面，欧洲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增多。这一方面是双方的国家利益所致，另一方面双方也有地缘政治的考虑。与当年欧洲希望美国强大一样，现在欧洲也希望一个强大的中国有利于从西边牵制美国以减轻来自美国的压力。这是欧洲古典地缘均势思想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宏观运用。”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香港传真》No.-1

　　[61]参见：王小强：“四年时间，美国军工重组完成”，《参阅文稿》No.97-13；“中国航空工业向何处去”，《战略与管理》，年第5期。

　　[62]在东盟国家的日资企业的采购货源构成及变化趋势

　　日本美国

　　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比重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比重

　　乘用车..4.46.28

　　半导体....4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4

　　汽车零部件....8

　　办公设备及零部件91..4..1

　　电信设备及零部件....9

　　飞机——..8

　　发动机——77..1

　　测量和控制仪器——91..4

　　电力机械77..4——

　　资料来源：日本通产省《第18、19、22次、日本企业海外事业活动》，日本大藏省印刷局，年。转引自：“胡春力：“外资主导下的垂直分工：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原因”，《战略与管理》，年第3期第39页。

　　[63]-年美国和日本机械类产品出口占世界贸易量比重（亿美元，%）

　　日本美国

　　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比重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比重

　　乘用车..4.46.28

　　半导体....4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4

　　汽车零部件....8

　　办公设备及零部件91..4..1

　　电信设备及零部件....9

　　飞机——..8

　　发动机——77..1

　　测量和控制仪器——91..4

　　电力机械77..4——

　　资料来源：联合国《国际贸易和发展统计手册》年。转引自“胡春力：“外资主导下的垂直分工：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原因”，《战略与管理》，年第3期第38页。

　　[64]联合国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技术开发活动的差异（亿美元，%）

　　年份

　　母公司国外子公司

　　总额金额比重金额比重总额金额比重金额比重

　　R﹠D开支.0..13.78......0

　　技术转让费收入55...24.47..6....2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司:年《世界投资报告》第页。转引自“胡春力：“外资主导下的垂直分工：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原因”，《战略与管理》，年第3期第38页。

　　[65]“日本占领全球市场战略的成功基于下列四个先决条件。第一，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这是决定所有其他一切的基本先决条件。……第二，从美国进口技术……第三，倾销政策……第四，占领技术领先地位。”[德]赛康德著，张履棠译：《争夺世界技术经济霸权之战》，中国铁道出版社年版，第30-31页。

　　[66]《左传?僖公十四年》。

　　[67]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按当年价格计算）、增加值增长率及其变化单位：%

　　年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增长率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0—50.5—20.9—28.6—

　　.0—39.4—31.3—29.3—

　　.0—32.9—43.1—24.1—

　　.09....05...0

　　...84.....4

　　.07..72..38..07.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年版，第54页；增长率部分数据引自刘国光等主编：《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68]“我们自己不整合，跨国公司将整合中国的产业，并非危言耸听。”王小强：“产业整合时不我待”，《参阅文稿》No-96-8

　　[69]王小强：“产业整合时不我待”，《参阅文稿》No-96-8，第2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