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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最为致命的一个领导无方的事例，是21世纪初南非在总统姆贝基(ThaboMbeki)治下发生的艾滋病传播。

姆贝基藐视科学，推崇阴谋论，在艾滋病传播开来时犹豫不决，并拒绝了能够挽救生命的治疗。哈佛一项研究发现，他这种拒绝面对的态度导致33万人丧生。

我们这些曾经用激烈言辞谈论这一灾祸的人，怎么也想不到，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美国。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流行病学家里莫因(AnneRimoin)说，“很不幸，我们处在同一境地，姆贝基身边全是阿谀奉承的人，他无视科学，导致数十万人失去生命，我们现在也在遭受同样的命运。”

里莫因(AnneRimoin)

新闻的一个作用是问责，这一点在一场大选前尤为重要。特朗普说他在应对新冠方面的“出色表现”应该拿A+成绩，但来自历史的评判很可能要严厉得多。

深流行病学家布里利安特(LarryBrilliant)说，“在我看来，这是领导方面的巨大失败，如果不是因为无能，在那些截至今天死亡的20多万人里，有5万人不会死。”

在这件事上，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难辞其咎。本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一篇不同寻常的社论称，特朗普尤其“毫无顾忌地罔顾生命”。死亡证明书上可能会将新冠病毒列为死因，但从更宏观角度，大量美国人之所以死亡，是因为他们的政府无能。

每10天死于冠病的美国人，相当于美国军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19年战争中死亡的总数。经济学家卡特勒(DavidCutler)和萨默斯(LawrenceSummers)估计，大流行在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将高达16万亿美元，即每个家庭损失约12.5万美元——比美国家庭净资产中位数要高得多。由于美国在全世界面前的笨拙表现，软实力方面的损失更不可衡量。

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ofEdinburgh)全球卫生教授斯里达尔(DeviSridhar)说，“看到美国总统从全球卫生引领者沦为世界笑柄，真的令人感到悲哀。这是个历史悲剧。”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也犯过其他可怕的错误，包括伊拉克战争和反毒品战争。但在夺去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和福祉方面，这场大流行可能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治理的最大失败。

吊诡之处在于，一年前，在应对这种危机方面，美国似乎准备充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项页的研究发现，去年10月，美国是大流行应对准备做的最好的国家。

这要归功于小布什(GeorgeW.Bush)总统。年夏，他读到讲述年流感大流行的《大流感》(TheGreatInfluenza)预览样书。深受震撼的他敦促顾问制定了能为另一场大型传染病做好准备的战略，结果便是一份极为出色的页的危机应对策略。

奥巴马政府对这份策略进行了更新，在年总统交接时，奥巴马的顾问提醒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面临的一大风险是传染病。民间专家也多次作出类似警告。比尔·盖茨(BillGates)年警告说，“在那些能导致万或更多人死亡的问题中，目前最有可能的就是一场大流行。”

特朗普说，没人能预见到这场大流行，但这正是布什曾警告过，奥巴马的顾问也试图告诉其继任者的，也是拜登在年10月一则直白的推文中，对特朗普削减卫生安全项目所惋惜的。他说：“我们没有准备好迎接一场大流行。”

当中国武汉卫健委12月31日宣布识别出27例令人费解的肺炎病例时，台湾迅速行动起来。由于担忧这可能是另一场SARS疫情，台湾派卫生检查员登上来自武汉的航班，对乘客筛查后才允许他们下机。

如果世界其他地区都表现出同样的紧迫感，这场大流行很可能不会发生。

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1月1日发布了一封关于武汉疫情爆发的通知，但自那之后一段时间，没有其他动作。在中国，也没有拿出充分有力的应对措施。如果当时很快下令进行比后来武汉封城相对温和的策略，病毒很可能会在全球传播之前就被压制住。

武汉在1月18日还举行了一场4万人的宴会，到1月23日下令封城时，约有万人已经离开武汉回家过春节。事后看来，有两点似乎很清楚：一，中国最初掩盖了疫情的规模。二，即便如此，美国和其他国家仍有足够的信息，可以像台湾那样采取行动。

首先对中国实施旅行限制的两个国家是朝鲜和马绍尔群岛。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得到内部消息通报。

1月的前半月，世界错失了一个重大机会。如果美国、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媒体提出足够多的问题，中国或许会更早对武汉进行干预。如果武汉在两周前就被封锁，这场全球性的灾难是可以避免的。

而美国对新冠病毒反应的原罪，也许在于检测方面的拙劣。没有检测，卫生官员就像是蒙着眼睛同对手作战。他们不知道病毒潜伏在哪里，也无法隔离被感染者，或追踪接触者。

但是疾控中心设计了一种有缺陷的检测，而联邦政府内部的权利之争阻止了其他检测方式的使用。韩国、德国和其他国家迅速开发出行之有效的检测方法，并在世界各地推广。西非的塞拉利昂在美国之前就进行了有效检测。

特朗普的支持者正确地指出，在美国，死亡率最高的几个州都是由民主党领导的：新泽西州按人口计死亡率最高，其次是纽约州。

的确，做出了灾难性决定的地方政治人物里，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就像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deBlasio)在今年3月告诉人们“别管新冠病毒，尽情出门去玩吧”。但地方官员的错误部分是由于检测失败：没有检测，他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

把检测灾难完全归咎于特朗普是不公平的，因为那是在他以下的几个级别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特朗普任命的官员根本就不是一流团队，比如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

RobertRedfield

在任何情况下，总统都会为下级官员设定优先事项。如果特朗普像驱逐难民和移民那样大力敦促助手们进行准确的检测，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美国在2月初就能进行有效的检测，数万人的生命将得到挽救。

而如果一个国家采取了正确的后备措施，检测问题的影响也不会如此糟糕。日本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国家，没有进行太多检测，但其死亡率仅为美国的2%。原因之一是日本人一直以来接受口罩。

雷德菲尔德指出，口罩在抗击疫情方面至少和疫苗同样有效。如果一个国家做对了一些事情，那么就不必做所有事情。但回过头来看，特朗普几乎什么都做错了。

他不鼓励戴口罩。政府从未推行过接触者追踪，错过了隔离感染者和暴露者的机会；没有充分保护疗养院；其发布的建议是对问题的混淆而非澄清，并把责任交给没有准备好州和地方政府。特朗普的确在加速研制疫苗方面做得很好，但这在明年之前不会有太大帮助。

特朗普的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引导了美国深层的反智潮流，他排挤科学专家，以显然意在提振金融市场的阳光乐观态度去应对病毒。

特朗普在2月27日表示。“它会消失。有一天，它会奇迹般地消失。”

保守派评论界附和特朗普的说法，淡化疫情，嘲笑为防疫所做的努力。福克斯新闻的休姆(BritHume)嘲笑拜登戴着大口罩。右翼网站RedState谴责“公共卫生盖世太保”，并称福奇博士为“口罩纳粹”。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ofChicago)的一项研究发现，观看汉尼蒂(SeanHannity)的节目同减少社交距离的保持存在关联。因此福克斯新闻很可能对部分粉丝造成了致命的影响。

美国人经常指出，在苏联，意识形态战胜了科学，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斯大林支持农业伪科学家李森科(TrofimLysenko)，此人是鄙视遗传学的狂热的共产主义者。他的狂热无能导致了苏联的饥荒。

在年代，苏联领导人对显示出预期寿命下降的数据感到不安，于是禁止发布死亡率统计。特朗普也本着同样的精神反对新冠病毒检测，希望能压低报告病例的数量。

当然，科学有时也会出错。许多专家反对关闭边境，而特朗普对中国的旅行限制现在看来是正确的——尽管45个国家在美国之前实施了此类禁令。同样，福奇在3月9日表示：“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年轻人，那么你想去坐邮轮就去坐邮轮。”

科学难免会出错，然后它会自我修正。但特朗普并没有进行自我修正。

最令人吃惊的是，特朗普仍然没有制定出对抗新冠病毒的全面计划。他的“战略”是淡化病毒，制止企业倒闭，努力保持经济蓬勃——那是他争取连任的最佳论据。

这个策略失败了。保护经济的最佳方式是控制病毒，而不是忽视它，新冠病毒的传播造成了经济混乱，甚至摧毁了没有感染的家庭。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自5月以来，有万美国人陷入贫困，约七分之一有孩子的家庭在这项调查中报告，他们在过去七天里没有足够的食物吃。

疾控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今年6月，超过40%的成年人报告说，他们存在心理健康困扰，13%的人开始或加剧了药物滥用。超过四分之一的年轻人说他们认真考虑过自杀。管理着一个名为“唤起希望”的戒毒项目的雷诺兹(DianeReynolds)估计，在大流行期间，复吸率增加了50%。

特朗普没有领导对抗病毒的战争，而是组织了一场投降。

他在白宫为巴雷特法官举办了一场“超级传播”活动，正因如此，白宫的新增病例一度比新西兰和越南的总和还要多。

事情本不必这样。如果美国更努力地将死亡率控制在德国的水平，我们可以挽救超过17万生命。如果美国能迅速地做出反应，我们完全有机会像台湾那样，只有不到人死于冠病。

“这是一场屠杀！”流行病学家、曾任疾控中心负责人的福格(WilliamFoege)博士在给雷德菲尔德的信中说。福格认为，公共卫生教科书将研究美国对新冠病毒的反应——不是将它作为优秀的典范，而是作为反面教材。

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纪思道(NicholasKristof)

自年成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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