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摘录自《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亨廷顿、哈里森主编，程克雄译），第五章“拉丁美洲：文化与精英行为”，第99-页。本文作者是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全文约字，分两版推送，此为第一版。…………………长期来，拉丁美洲在政治观念方面苦于躁狂抑郁症的周期。有时它处于兴奋状态，媒体宣称这片大陆终于成熟了。我们听到人们说，哥伦比亚是一只新的“亚洲虎”；哥斯达黎加是拉丁美洲心脏中一处令人惊叹的硅谷；巴西将对美国称霸西半球的地位提出挑战。然后，却又降临体制性的灾难：政变和未遂政变；极度通货膨胀；稳定化计划失败；资本外流。我们陷入阴郁的不景气，外国投资者开始逃离这里。随后，抑郁变成绝望，我们认输，下结论说“无路可走啦！”或许我们该开始议论一下是不是有一种兴奋和压抑交替的文化。当20世纪终结时，我们正处于这一周期的抑郁阶段。诚然，如今除了古巴以外，所有拉美国家的政府都是产生于自由的选举，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可是人们不无理由地担心，我们的民主是不是比我们所估计的要更脆弱一些。委内瑞拉那位信奉集权主义的中校乌戈·查韦斯在年曾企图夺权而未果，留下了来人的死亡，可是这同一位查韦斯如今却在那个国家当政，还颇得民心。厄瓜多尔的议会曾指责总统阿夫达拉·布卡拉姆“发疯”而把他赶下台，如今那个国家正陷于一场经济危机之中，谁也不知道出路何在。巴西的货币在三周之内购买力跌落一半，伴随着这场通货贬值，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总统的威望也猛跌了。墨西哥有时看来是在朝向现代民主前进，有时又是背道而驰。哥伦比亚变成了彼此隔绝的一系列城市孤岛，它们只有靠飞机维持不可靠的联系。那里至少有三支军队各自为政，一支是中央政府军，一支是游击队，还有一支是准军事集团的部队。在同一时候，这三支军队又深浅不一地被第四支力量所渗透，那就是毒品贩子，他们用钱收买武器和人们的良心，手下掌握有成百上千的雇佣杀手。在巴拉圭，副总统路易斯·马丽亚·阿加尼亚与总统劳尔·库瓦斯为敌，遭对手暗杀，而库瓦斯也随即被赶下台，跟鼓吹政变的将军奥维多一起逃跑。但是何必还多费笔墨呢？简单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抑郁的周期之中。无休止的讨论拉丁美洲为什么未能像加拿大和美国那样取得发展成就，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一直是拉美知识界反复呈现的一个焦点。说法五花八门，人们可以各取所需。19世纪初，人们把一切问题归咎于西班牙和葡萄牙遗留下的影响及其缺乏容忍心的天主教教义。19世纪中期，种种缺陷又归因于土著居民似乎好逸恶劳，反对进步。到20世纪初，尤其是年墨西哥革命以后，人们说贫困和不发达的原因在于财富分配不公平，首先是农民得不到土地。20世纪20年代起，人们愈益激烈地谴责“剥削成性的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国佬帝国主义”。在30年代和40年代，又出来一种看法，说拉丁美洲的虚弱是由于拉美各国政府虚弱，纠正的办法只能是将这些政府变成“经济的发动机”，让公务员变成企业家式的人物。到了80年代——“失掉了的十年”——这种种诊断和主张都达到了危急关头，实际情况证明，尽管这些说法都各有一点道理，但全都说明不了问题。而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这几个在50年代还低于拉美平均水平的穷地方在几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了，这证明拉丁美洲根本错误理解了繁荣的关键。于是我们又必然回到了那个老问题：过错在谁？一个虽然只是局部但却可能站得住的答案是：过错在于“精英”，即那些领导和主管社会各主要公私部门的群体，他们的行动体现出一定的价值观、态度和意识形态，而这些东西就拉丁美洲而言并不是有利于集体的进步。罪过并不在于哪一个人；应该为持久贫穷负责的，是那些在公私机构占据领导岗位的一大批人，即那些人中间的大多数。认为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态度是进步的一大障碍这样一种看法，已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是这些价值观和态度是怎样表现于人们的行为之中？在本章中，我想谈谈它们如何表现于六大类精英的行为，这六大类是：政治家，军人，企业家，教会人士，知识分子，以及左翼人士。我希望一开头就说明白，把文化与经济发展罪责仅仅加在精英身上是不公平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更广泛的社会的反映。假如他们的行为全然背离广大社会的准则，他们就会遭到抛弃。此外，在精英人士内部，也有例外：有一些人是在努力，争取让那些把我们带到今天这般田地的传统行为模式有所改变。政治家让我们从政治家说起，因为他们是最抛头露面的。如今在拉丁美洲，政治家的名声相当不佳，所以人们一旦当选公职，都要表白一番，声明自己根本不是政客，而是别的什么：是军官，是技术专家，是选美王后，等等。总之，不是玩政治的。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因为公职官员当中存在着腐败而又不受惩罚，这已成为拉丁美洲处处可见的正常现象。它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典型的形式，即政府官员让某人赢得一个工程项目，或者听任某人违规牟利，就得到“佣金”和贿赂。二是间接的形式，即腐败是让某个与自己结盟的人获利，而自己本人也许还是清白的。这样的例子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华金·巴拉格尔和厄瓜多尔的何塞·马丽亚·贝拉斯科·伊瓦拉。三是收买人心的形式，它也是代价最高昂的一种，即耗费公款收买大量的选民。如今，政治家仿佛不是当选后应奉公守法的公仆，而是相反，倒像是胡作非为的专制君王，衡量他们的威望有多高，就要看他们违法乱纪的本事有多大。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本事，成了拉丁美洲的真正权力的定义。事实在于，在拉丁美洲存在一种现象，即个人的忠诚应得到报偿，而是非曲直倒可以撇到一边。很大一部分拉丁美洲人要么是自己培育这种关系，要么是对此予以容忍。在拉丁美洲的文化中，忠诚很少超出亲朋的圈子。因此，公职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信任，公益观念很淡薄。由此而不可避免的就是，能报答盟友和同情者的政治家就是最成功的政治家。诚然，这些丑恶行径并不是拉丁美洲所独有的。可是，令人担忧的是，它们在这片地区发生得如此频繁，如此强烈。更令人担忧的是，对于这类行径以及干的重要作用了坏事而不受惩罚的现象，人们竟然熟视无睹。拉丁美洲人似乎不明白，公职人员的腐败和无能是本地区贫穷的一个多么重大的原因，而最终为此付出代价的人民自己。军人对于拉丁美洲的问题，军人差不多负有同样的责任。在先进民主国家，军人的职责是保卫国家抵御外侮。在拉丁美洲，军人却常常自己承担起一项任务，即在政治家失败的时候挺身而出，救国救民，要么用武力行使军队式的社会正义，要么干脆自己执政，维持公共秩序。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行为都像是自己国土上的一支占领军。一直有人说，拉美军人的行为反映出老宗主国西班牙的影响。可是历史事实是，当拉美各共和国于年至年间先后独立的时候，西班牙的政变还是个别情况，而且谈不上什么成功。后来，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造反事件是与拉美类似事件发生于同一时期，而不是在拉美事件之前。拉美军方领导人在19世纪挑起过数不清的内战，在20世纪又多次实行过长期的军事独裁，这实际上是一种拉美历史现象，它是与那种既不尊重法律又不尊重民主价值观的集权主义心态相联系的。自从19世纪初期拉美国家独立以来，军事独裁就屡见不鲜，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赫图利奥·瓦加斯领导下的巴西以及胡安·多明各·庇隆领导下的阿根廷，军人又自认为承上天旨意应该完成新的使命：促进由国家驱动的经济发展，包括任命高级军官为国营企业的经理。实际上从未奏效的基本论点是：既然拉美国家机构软弱、混乱，只有军队凭借其庞大规模、传统和纪律，可以建立大规模的现代工业，从而能够在20世纪的复杂工业世界上参与竞争。军人参与国有企业，使拉丁美洲付出了惨重代价。像政治家一样，军官也变得腐败。他们保护下的企业扭曲了市场，而且往往过于膨胀，人浮于事。结果是效率低下，设备老化。拉丁美洲虽然有过几位文人出身的国家元首，例如阿根廷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和巴拿马的阿努尔富·阿里亚斯，然而绝大多数的元首是军人。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胡安·多明各·庇隆，阿纳斯塔西奥·索莫査，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菲德尔·卡斯特罗，均是如此。元首不单是一个靠武力执政的独裁者，许多的公民，实际上还有整个权力结构，都把镇压工具的决策权和控制权完全交给了他。其结果不仅是有悖于民主的发展，而且从经济上看也是代价极其高昂，而且必然造成公私财产的混乱。（接下版）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