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五下午二零一九年十月的圣地亚哥，繁花盛开的春季。PedrodeValdivia附近的每个街口都站立着警察。难道是因为下个月的APEC峰会，现在提前开始维护治安？晚餐时间，我坐在拉面馆的窗边，满足地喝着啤酒，观察着来往行人。周五下午的BarrioLastarria热热闹闹。很多人提前结束了工作，坐在酒馆饮酒畅谈。一对情侣正在街边紧紧拥抱。一位长头发的男士牵着一只巨大的秋田犬经过。街对面，地铁口聚拢了一些年轻人，有说有笑。陆续又来了警察，站在人群不远处。酒足饭饱，时间已近傍晚。买单时，日本服务生犹豫了一下，打听起我在这里做什么。接着，他在手机上打开twitter，告诉我，因为地铁票价上涨，今天有中学生抗议游行。他劝我最好叫一辆Uber尽早回酒店。“现在外面很危险，和香港差不多的情况，你懂了吗？”买完单后，他再次向我确认，是否明白事情的严峻性。回想起上个月刚回到圣地亚哥，一家设计商店的店主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是中国人。她接着问：“香港还是中国呢？”我愣了一下，说是中国大陆。因为以前在这里，大家都只问我是哪国人，从没有人问我是不是香港人。她说：“我们都看了新闻。以前我们以为香港就是中国的样子，现在才知道原来香港和中国大陆不太一样。”我谢过日本店员，决定散步到下一个路口就打车。突然，从前方的街口传来“嘭”的爆炸声。我快速上前，往人群中确认，发生了什么事。一辆绿色的装甲车出现在我眼前，一些情绪激动的人正在朝警察扔东西。催泪弹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一秒钟后，我回过神来：立即离开这里。世界仿佛从这一刻开始，按下了播放键，而我被卷入了一场长达四小时的逃生电影。捂着鼻子的人在街上跑了起来。一群齐声高喊、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与我擦肩而过。街道两旁的人们，从楼房的阳台上探出身体，拿出自家的锅对着外面使劲敲打，附和街道上的游行。敲锅游行，是智利自年左翼政府SalvadorAllende执政时，留下的游行传统，意为告诉政府，人民快吃不起饭了。人群的兴奋和躁动让我感到不安。虽然从未亲身经历过暴乱，我却心中直觉：很快就要发生暴乱了。避开游行人群，我走到了LibertadorBernardoO’Higgins这条大道，决定从这里跑出去。然而，街道却早已被火堆包围，空中弥漫着令人不安的黑烟和催泪弹气体。已经没有车辆行驶的大道上，人们在路中央没有方向的四处乱窜。一位迎面而来的老人拦住我，让我不要再往前走，很危险。但那是我回酒店的必经之路。
火越烧越旺，烟雾越来越浓，我觉得自己或许被困住了。
逃离暴乱中心慌乱中，我跑进了一条有很多餐厅的街巷。这里的人们似乎还对外面发生的事一无所知。餐厅门口的服务员看出了我的紧张，好奇地往我来的方向张望。我躲进了餐厅里。推开门，愉悦轻快的音乐瞬间隔绝了外界的躁动。几桌衣着体面的老人正在平静地用餐，漠然的看着窗外捂着鼻子奔跑的人。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对各种各样的游行见怪不怪。我选了靠窗的位置，点了一杯酒，一边观察外面，一边联系本地朋友。朋友告诉我，在我附近的Baquedano广场正在发生暴乱，车辆已经无法进出，我只能靠自己逃出去了。天色越来越暗，街对面的餐厅似乎闻到了风声，开始提早关门。过了很久，坐不住的我问服务员，现在外面是否安全，他笑着回答我，非常安全，女士。半信半疑中走回AvLibertadorBernardoO’Higgins，却发现一切只是变得更糟了。几个蒙面人正在狂暴地砸着公交站台的广告牌，地面四处散着玻璃渣。街上的人越来越多，站在街头的我分不清楚谁是暴动的人，谁是路人。身旁几个男女正在拍照看热闹。离我几步远的火堆突然爆炸，火光将夜空照成了红色，人群如一团羽毛般四处散开。那几个看热闹的人见势不妙，立即往屋内钻，原来他们住在这里。人群惊叫着四处奔跑。慌乱中，一个女孩伸出手大力将我抓进了屋内，关上了大门。有人在门外疯狂求救，使劲敲打着大门。没有人开门，大家躲在门背后互相比着“嘘，不要说话”的手势。因为此时开门，或许连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过了一会儿，敲门声消失了。门背后的人们这才一同转头看向了我：“发生了什么事？你刚才看到了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在这里做什么？”我也这才看清了屋里的人。屋内共有男男女女十几人，年龄从十几岁到四十多岁不等。他们又是谁？在这里做什么？我一五一十交代清楚自己。“我很害怕。”我快哭了。我立即被包围起来拥抱着，他们告诉我，这里是文化中心，非常安全，不用害怕。“你要喝水吗？那喝啤酒吗？需要去洗手间吗？你住在哪里呢？”他们开始嘘寒问暖起来。其中一个人说，他的家离我的酒店只相隔几个街区，等一下可以开车送我回酒店。但现在我们必须躲在这里，等外面安全了，再一起出去。几个女孩带我走进一间屋子，里面竟然有一个打好了灯光、摆放着乐器的舞台，台下还摆满了观众的椅子。几位男士冲上舞台，开始摇摆起身体，演奏起乐器，唱起了热情奔放的拉丁美洲歌曲。那个承诺会送我回酒店的男士，原来是乐队的鼓手。“外面的世界很乱，但让我们至少现在先放松一下吧！”女孩们看出了我的吃惊：“没错，我们是一个乐队。台上的吉他手是我们的爸爸。本来今晚我们会为一家银行在这里举办音乐会活动，结果却发生了这样的事，观众一个都没到场，所以你算是今晚唯一到场的观众。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表演了。站起来和我们一起跳舞吧。”几分钟前还在外面慌乱逃命的我，现在竟然在这里和大家拍着手跳着舞。真是一出原汁原味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欢乐的时光并未持续多久，街道上催泪弹的气体开始沿着门缝钻进了屋内，我们被呛得咳嗽、流眼泪。转移到二楼不久后，又发现一楼门口被人纵了火。这时有人提议：“我们不能再等待下去，必须马上冒险离开，否则只会被困在这里。”大家按照家的方向分头离开，我被安排和那位鼓手还有另外两位男士一起离开。男士们请我保持冷静，步伐缓慢地行走，他们看起来很有逃生经验似的。街上已经空空荡荡，消防员正在门口灭火。街边一个男人使劲敲打着大门，仿佛在寻找着里面的什么人。一个神色慌张的人和我们擦肩而过。几个年轻人，正坐在地上有说有笑，他们正是此次游行的参与者。我们找到了其中一个人的车，四个人开始碰运气往Baquedano广场的方向开去。车辆顺利地通过了Baquedano，这里仿佛被飓风席卷过一般。沿着马波乔河，两岸的交通堵塞仿佛红色的河流。一些青春期的少年正兴奋地滑着滑板在车河中穿梭。我们别无选择，唯有在车内耐心等待。鼓手拿出手机给我看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的照片。鼓手：“这是我太太。”我：“她很美。“鼓手：“美？！不，她非常丑！”我：“？！”鼓手看着尴尬的我爆发出一阵笑声：“不不不，我在开玩笑。她非常美，我很爱她。接着他又说：“快看窗外，看看我们的国家是多么美丽啊！美丽的火堆，美丽的交通堵塞。”典型的智利幽默感，在困境中开玩笑。这时朋友发来视频：市中心发生了严重暴乱，有人放火把整栋电力大厦给烧了！一时之间，老城区呼啸着救护车、消防车、警车，还有喷着水柱镇压群众的装甲车，一切都乱了套。真难以想象，战争年代的人们每天是生活在何等巨大的恐惧之中。幸运的我们，一路顺利地逃脱了暴乱中心，来到了鼓手居住的Colun区。送回其中一个人到家后，我们在一栋安静的公寓楼前停下，鼓手的家就在这里。他要取自己的车，送我回酒店。取车前，我们要先上楼，和他的妻子打个招呼。在电梯里，他和另一位男士说：“我们今天回家太晚了。我们的妻子会非常生气。”鼓手的妻子并没有对他发脾气，他们的家看起来很温馨。一个儿子正躺在床上玩手机，另一个儿子在房间里上网。一只白色的卷毛小狗看到家里来了陌生人，害羞得躲了起来。他为我们每人倒了一杯水压惊，接着便打开电视看起了新闻。新闻里，电力大厦正被熊熊烈火燃烧；一家银行被烧成了灰烬；中学生成群占据地铁站，与警察发生冲突；一辆警车被人群使劲摇晃。看着电视的我，觉得这些中学生似乎正在复制香港。鼓手看着电视生气地说：“这些白痴年轻人，太没有理智了！他们知道他们刚刚砸坏的那些东西让国家损失了多少钱吗？”这时他的儿子，一位十几岁的年轻人，走出房间加入我们一起看电视。鼓手说完立即觉得不妥，做了个鬼脸，表示刚刚不应该说“白痴年轻人”。看完新闻，他们三人一起送我回酒店。在停车场，鼓手指着自己的车，说这是他一个月前刚买的，有点贵，但他非常喜欢。车开到一个街口，经过一家超市，鼓手突然说，他想喝啤酒，必须现在就要。他的儿子不赞成：“也许我们应该先把她送回去再来买啤酒。”鼓手坚持：“不，必须现在就要。”他将车停在路边，就和朋友下车去买啤酒了。鼓手的儿子转过身说：“我爸爸正在经历中年危机，我知道的。他今年48岁了，买了新车，买了摩托车，还做了很多疯狂的事情。我知道那都是因为他正在经历中年危机。”我：“他看起来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人。”他笑着说：“是的，很有激情，也非常的情绪化。”我：“游行的很多人都是中学生和年轻人，你为什么没有参与？”他：“因为首先我需要做出判断。我觉得这次游行是非常有目的有组织的破坏公共秩序、攻击警察的集会，并不是一场理性的游行。所以我不愿意参与。”这时鼓手和他的朋友回来了，继续送我回酒店。他们十分注重礼节，一一下车和我拥抱告别才离开。就这样，在两个“中年危机”，一个“青春期”的帮助下，我安全回到了酒店，结束了惊魂的四小时。每当我在智利需要帮助时，总是遇到善良的人们向我伸出援手。智利为何暴乱？半夜里，总统皮涅拉宣布首都进入紧急状态，并将交由军方来接管政府控制此次暴乱。第二天，由于担心暴乱范围会往东不断蔓延，我将酒店从Providencia区换到了治安很好的LasCondes区（首都富人区）。这里的人们仿佛对市中心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又或者毫不在意）。路边的网球场上，人们正挥舞着汗水和球拍；公园里，人们正在野餐；我那些居住在富人区的朋友们，依然在开周末派对。看到新闻的朋友们开始从各个地方发来信息问候。他们都对此次智利暴乱的起因感到吃惊，地铁票涨价30比索，相当于0.04美元，0.28人民币，至于爆发成如此大规模的抗议吗？何况，在外界看来，智利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吗？忘掉那30比索的地铁涨价吧，这不过是导火索，但显然不是暴乱的真实原因。智利经济的腾飞，要追溯到年代至年代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军事执政团统治时期。当时，一批风华正茂的拉丁美洲精英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经济学家MiltonFriedman（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由此有“芝加哥男孩”（ChicagoBoys）之称。“芝加哥男孩”们学成归国后，与智利军政府共同推行了经济改革，克服了恶行通货膨胀，创造了“智利奇迹”。短短几十年内，智利就发展成拉丁美洲经济最繁荣政局最稳定的国家，但资本主义也使智利开始大范围资源私有化，现今甚至连智利人的饮用水都是私有的。皮诺切特执政时期，成千上万人被军政府监禁、折磨、处死，莫名失踪或遭人暗杀。几万人被迫流放到别国。经济学家MiltonFriedman也因此在国际上背负骂名，被谴责支持违背人道的智利独裁政府。而Milton十分委屈，他表示自己只是正常授课，从未支持过智利军政府，而他自己也很意外，一个独裁政府，竟然会采纳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改革方案。智利富裕了，但却只富了少部分人，这里富人的工资是穷人工资的14倍，富人和穷人的比例为2：8。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许多到过智利的欧美外国人，都惊讶于这里的生活成本并不比欧洲、美国低多少。智利最低月薪约为人民币三千元，领着微薄的薪水，却要承担着犹如发达国家般的高昂生活成本、教育成本、医疗费用，大部分人并没有充足的养老金，他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贷款。为了支付昂贵的大学学费和医疗费用，为了买房买车，许多智利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负债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智利是抑郁症高发的国家原因之一。政府没有减小贫富差距，地铁票价却要连着上涨几次（智利地铁票价约为7元人民币一张，不论乘坐距离长短），这意味着薪水没有上涨，生活成本却要上涨，很多压在底层的人已经看不到希望了。于是，一根地铁票涨价30比索的导火索，加之国际局势上，香港、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当时都正在暴乱，网络上诸多可复制的暴乱形式，智利人似乎是顺势也加入了这场大浪中。暴乱升级尽管总统随后便宣布，撤回地铁票价涨价，但早已无济于事。人民的真正诉求并不在于此。他们想要的，是公平；是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并得到回应；是社会体制的改变。而总统鲁莽地交由军方接管控制，大批的持枪军队和装甲车上街之后，这些画面狠狠撕开了智利人心中那道不能言说的历史伤疤。士兵向群众开枪；一个在火车站参与游行的年轻女孩不幸中枪，鲜血从腹部倾泻流出；有人拼了命放火要活活烧死警察。这些暴力可怕的视频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愤怒与恐惧被放大几十倍几百倍迅速扩散。军政府独裁统治给智利人留下的伤痕，至今我们仍能从他们的文学作品和生活中目睹。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告诉我，他是听着父母讲述那段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黑暗历史长大的。他的父亲说，夜晚宵禁时，出门则可能被开枪打死；我见过九十多岁的智利老奶奶，白天也不愿拉开窗帘，因为怕外面有人监视；新年跨年派对上，年轻人们举杯说：“这杯祝露西亚·伊里亚特，祝她不得好死。”（露西亚·伊里亚特是皮诺切特依然在世的妻子）；我还知道智利人虽然善良，但并不轻易相信陌生人，谨慎地控制着自己的社交圈。相比其他拉美国家人热情奔放的性格，他们的性格更为谨慎。首都游行很快得到全国的相应，从北到南的人们都拿出自家的锅，走上了街。随之而来的，还有暴力的升级。首都地铁车厢被人纵火烧毁17个地铁站；街上的巴士被人点火烧着；更多的银行被放火；高速度收费站被放火；天主教堂被打砸损坏；一些人开始将愤怒发泄到富人身上，焚烧私家车辆，抢劫超市和药店。大量公共设施和私人财产遭受损失。从早到晚，救护车和消防车呼啸在城市中。我躲在酒店里，感到害怕。内心深处，我惧怕暴力，惧怕这无法看清局势的未知。短短两三天内，首都除了几个暂时相安无事的富人区，都变得满目疮痍。总统随即宣布，智利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停止了市内公共交通，并实施宵禁，晚上六点后不再允许任何人外出。“宵禁”这个词，我在《V字仇杀队》中见过，从智利人口中听过，却没有想过，自己会亲自去经历。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非要通过暴力来申明自己的诉求。他们希望碗里的食物再多一点，却对自己破坏的公物毫不在意，这不是互相矛盾吗？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摧毁的一切，并不是来自政客，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钱包，我们最终还是要自己交税来重建吗？暴力只会滋生更多的暴力。我很遗憾很多受过教育的人还会来支持这样的游行。我赞同我们应该争取我们的权益，但我永远不赞成暴力。”我询问了智利朋友们对此次暴乱的看法。Javi说：“暴力是社会日积月累的不公和人民的诉求长期没有得到回应的痛苦累积导致的结果。那些拥有更少社会资源的人没有得到尊重。所以，在智利，暴力即是游行。”Fransisco说：“暴力正在世界各地发生。它是抗议者的声音长时间没有被体制内回应的结果。这种方式让人悲伤，但这或许也是不公体系真正要开始做出改变的开端。”每天拿着相机去现场拍照的Liberta告诉我：“我们想要改变，我们想生活得快乐。”逃离圣地亚哥两天后，LasCondes也开始传来敲锅声时。在酒店餐厅用早餐时，所有人看起来都很愉快放松，这种反常的平静加深了我的不安。我决定提前离开智利。酒店前台说，现在还没有的士能上街，我可以过几个小时再来试试运气。我在Instagram上收到一条陌生人的私信：“我住在Providencia，可以开车送你机场。如果我是你，一个人在陌生的国家，遇到这样的事，一定也很害怕。”我很感动，他们自己的生活都乱成一团糟了，还要想着去帮助别人。我谢过了他，决定再试着叫一次的士。过了一会儿，酒店前台说，15分钟后有一辆的士可以出发。“请帮我预约。”我立即说。我回到房间，设置了一小时的闹钟，集中精力整理行李，下楼，坐上的士，前往机场。到达机场时，闹钟刚好响了。在路上，我没忍住，流了一些眼泪。没想过自己会这样匆忙地和智利告别。机场里水泄不通，大家都想离开圣地亚哥，我买了飞往墨西哥的机票。下午三点过，顺利登上飞机，一小时后，圣地亚哥的机场就取消了所有航班，宣布暂停运营。后续一周后，一百多万智利人聚集在首都和平游行，这是智利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人们敲打着锅，唱着歌，手中举着“Chiledespertó”(智利觉醒)的标语，他们来自智利各个阶层，拥抱彼此说是时候团结一致了。三天后，总统宣布重组内阁。政府承诺将在年4月前完成新的宪法编写。APEC宣布取消11月在智利首都举行峰会。这次暴乱为智利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打击，直至今日，首都仍未完全恢复秩序。今后智利将如何发展我们暂时不知道，但“智利奇迹”似乎已不再是奇迹。而逃出智利的我，真正就逃出了危险吗？这场发生在智利的暴乱，看似只是智利人的事，实际上，又不只是智利人的事。新自由主义经济试验的失败和弊端正初见端倪，贫富差距的鸿沟不止存在于智利，它其实就存在于许多你我睁眼就可看见的地方。而接下来，我们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应该做些什么，这些正在全球发生着的经济和政治历史，正在启示着我们每一个人，去寻找和交出这份答案。(完）Weibo谭绷绷IcyTan丨Instagramicytant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