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患有那么一会儿，鲍威尔和普拉姆只是站在那儿，惊呆了，低头看着燃料从导弹中喷涌而出，白色的雾气慢慢飘上来，到达第6层、第5层、第4层。啊，我的天呐，普拉姆心想，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鲍威尔用无线电对讲机通知了控制中心。他说，第7层的空气里面有某种白色的乳状物质。这就是他说的一切。马扎罗上尉告诉推进剂输送系统工作组组长查尔斯·海涅曼说，他的人必须马上离开发射井。海涅曼下令让他们撤退并返回防爆区。鲍威尔向普拉姆示意说，咱们走吧。导弹现在笼罩在一片燃料蒸气中，并且白色的雾气正在接近他们所站立的平台。马扎罗感觉有点疑惑。他想知道这种白色物质可能是什么。他想起了当天早些时候发射井中曾进行的维护。这种东西可能是什么呢？在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他不想通知小石城空军基地的指挥部。马扎罗问海涅曼谁在那附近，以看看他是否知道些什么。这时候高音报警器响了，指挥官控制台上的发射导流槽燃料蒸气警示灯也开始闪烁红光。鲍威尔和普拉姆离开了发射井，然后关上了身后的门。鲍威尔想坐电梯下到发射井的更低层，去查看一下导弹的底部以及评估损坏的程度。但是组长命令他和普拉姆离开过道进入防爆区，后备小组正等在那里。罗杰·哈姆和格雷戈里·莱斯特为他们打开了9号防爆门，让他们进去，然后莱斯特迅速把门关上。在哈姆把门锁上的时候，他俩摘掉了作业服上的头盔。鲍威尔把扳手手柄扔在了地上，然后开始咒骂。马扎罗关掉了警报器。发射导流槽燃料蒸气警示灯这时候亮起来实在是讲不通。当推进剂输送系统工作组给第二级的氧化剂箱加压的时候，它为什么会亮呢？他询问矿业安全设备上显示的蒸气读数，它能够在防爆区的仪表板上显示出来。那里的三个老式仪表上显示了发射井中的蒸气水平。当蒸气的量增加时，仪表上的指针将会向右移动。推进剂输送系统工作组报告说氧化剂蒸气的水平为10ppm（空气中污染物浓度的表示方法之一，意为一百万体积的空气中污染物的体积数。——译者注），而燃料蒸气的水平则为40ppm，基本上是仪表的最大读数。其中一个仪表的读数肯定错了。发射井中不可能同时出现燃料蒸气和氧化剂蒸气，因为这两者一旦混合将引发爆炸。马扎罗想知道哪个仪表的读数是正确的。紧接着，燃料蒸气仪表的指针一直向右猛摆，然后矿业安全设备的读数爆表了。高音报警器再一次响了起来，奇尔德斯抬头看了看。第一次响的时候他忽略了，但现在他意识到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此时他正坐在指挥官控制台后面的一张桌子旁边填写表格，为他的学生米格尔·塞拉诺推荐另一次战斗值班。突然，控制台上的指示灯都亮了起来，像棵圣诞树一样。一排排的指示灯不停地闪烁红光。然后奇尔德斯听到有人说发射井里着火了，他从桌子边上站了起来，拿起一份技术手册，从手册上找到了消防检查表所在位置，然后开始核对每一个步骤。现在喷淋指示灯已经亮了，这说明灭火系统已经被自动触发。数千加仑的水正倾入发射导流槽。奇尔德斯按下了地面警报控制按钮，打开了地面上的红色信号灯，并联系了上面的推进剂输送系统工作组。当他从无线电中听到鲍威尔和普拉姆从发射井中撤离时，艾里克·阿亚拉穿着他的火箭燃料处理者服装设备正站在硬质地面的氮气罐旁边。然后，他听到“发射井着火了”和奇尔德斯下令让地面上的人全部撤离现场的声音。艾里克·阿亚拉和他的搭档理查德·维林赫斯特迅速脱下了身上的作业服。小组的第三名成员大卫·阿德霍尔德此时正坐在大门入口处附近的一辆卡车上，监听着无线电。这辆卡车上有四套备用的火箭燃料处理者服装设备、空气包以及给它们充气的杜瓦瓶，还有一个便携式淋浴。在接到撤离的命令之后，他帮助阿亚拉和维林赫斯特收拾好了作业服。接着所有人都跳上了卡车，留下了另一辆空的小卡车，然后维林赫斯特就驾着车朝大门口开去。白色的云雾从发射井的排气竖井里面飘了出来，就像烟雾从烟囱里面冉冉升起一样。奇尔德斯打电话给指挥部说发射井着火了，马扎罗此时也正在和小石城空军基地通电话。霍尔德跑下楼来，看到下面乱成一团，然后他就坐在指挥官控制台上。这些亮着的指示灯真的是讲不通——发射导流槽燃料蒸气、发射导流槽氧化剂蒸气、发射导流槽火警警示灯都亮了。可能其中一个是正确的，但不是三个同时正确。霍尔德决定过一遍燃料泄漏检查表、氧化剂泄漏检查表和消防检查表。推进剂泄漏核查的第一步是检查推进剂箱体压力监测装置（PTPMU），控制台上可以显示其读数。它清楚展示了导弹四个箱体的压力水平。霍尔德按下了推进剂箱体压力监测装置的那些按钮，并在记事本中记下了这些数字。出于某种原因，导弹第一级燃料箱内的压力似乎有点低。现在是晚上6点40分，也就是高音报警器第一次响起大约10分钟之后。罗纳德·富勒也正在核查所有三个检查表。他关闭了防爆波阀（blastvalve）——封闭通风系统，将控制中心与外界的空气切断——然后开始在8号防爆门附近安装一个便携式蒸气探测器。如果有毒烟雾渗透进来，它会发出警报。大门处的电话响了，奇尔德斯接了起来。地面上的组员说想离开综合发射场。奇尔德斯替他们打开了大门，然后返回来核查燃料蒸气检查表。他实在是搞不明白发射井的排风扇（purgefan）为什么无法启动。排风扇本应该可以清除井中的燃料蒸气。他不停地按排风扇的按钮，但其没有任何反应。然后他想起来，如果发射井中发生了火灾，排风扇是被禁止启动的，因为它会将新鲜的空气吸入发射井中，从而助长火势。海涅曼问道：“现在我的人能回到控制中心来吗？”奇尔德斯回答说可以。他此前认为将鲍威尔、普拉姆以及其他人留在防爆区会很有用，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仪表板来监测发射井中的蒸气水平。但他转念想起了当喷淋系统开启时，矿业安全设备会自动关闭，以防止蒸气探测器吸入太多水汽。太多的事情似乎一下子就发生了，让人感觉无能为力。鲍威尔和普拉姆穿着他们的作业服进入了控制中心，而哈姆和莱斯特则只穿着长内衣裤。匆匆忙忙从防爆区出来的时候，他俩把装着作业服的箱子落在了里面。8号防爆门被迅速关闭并锁上。海涅曼走到了他的人那里，他们在门边挤成一团。“肯定是哪里出了故障。”奇尔德斯将此话重复了三四遍。太多的警示灯在同时闪烁。但即使是哪里出了故障，值班人员也必须将其当作真实的危险来对待。奇尔德斯问塞拉诺是否曾在地图上标示过有毒通道。塞拉诺回答说他上过一堂关于这个的课程。“好吧，那你来这里，”奇尔德斯说道，“看看我是怎么做的。”有了地图、指南针、油彩笔和量角器，奇尔德斯开始在地图上标注出燃料云团、烟雾或者氧化剂在室外可能经过的路径。当时的风速几乎为零，这对附近的房屋和农场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对值班人员来说则相反，有毒的云雾可能会一直徘徊在导弹发射场的上方。马扎罗上尉依然在和指挥部通话，那里正在组建一个“导弹潜在危害处理小组”（MissilePotentialHazardTeam）。在联队指挥部那边，基地里面最了解泰坦-2导弹的军官和士兵都被叫回来值班：维护和运营监理、安全主管、导弹工程师主管、电气工程师、生物环境工程师以及一个后备导弹战斗值班小组，等等。安全警察（securitypolice，美国空军中的安全警察即所谓的宪兵，主要负责交通管制、犯罪防治和各项调查工作，以及保护机密与敏感性数据，以防止数据内容被未经授权的单位或个人知悉。——译者注）正往家里打电话，然后在教室里面集合。一个“导弹潜在危害处理网络”（MissilePotentialHazardNet）也正在建立——这是个将小石城指挥部、奥马哈战略空军司令部总部的专家、犹他州希尔空军基地（HillAirForceBase）的奥格登空军后勤中心、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BarksdaleAirForceBase）的第八航空队司令部联系起来的电话会议。指挥部最初的一系列命令之一是向发射场派遣一支“导弹警报反应小组”（MissileAlarmResponseTeam，MART）。两个驻扎在附近导弹发射场的安全警察抓起他们的防毒面具，匆匆赶往大马士革。当富勒在防爆门附近安装便携式蒸气探测器的时候，他无意中听到某位工作人员说起关于掉下的套筒的事情。于是，富勒问他们发射井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听完之后，富勒告诉他们必须将此事报告给指挥官。鲍威尔走上前来，承认是自己掉下了套筒，然后开始哭泣。他描述了套筒是如何掉落和撞击到支承环，以及燃料是如何像水从软管中流出一般从导弹中喷射而出。当他说完之后，房间里陷入了一片沉默。“天啊！”霍尔德心中如此想道。马扎罗上尉让鲍威尔来到电话这边准确地告诉指挥部此前所发生的一切。鲍威尔接过电话，然后重复了一遍他此前的描述。事情的细节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合理的。一直都有东西在发射井中掉落：螺母、螺丝、螺丝起子、手电筒，以及各种各样的工具。它们经常无害地掉落在发射井底部的W形的火焰导向器那里，然后会有人爬下去将它们捡起来。你也有可能在第2层的平台处将一个套筒掉下去次，而它不会从支承环上反弹并击中导弹。即使它真的击中了导弹，它也可能只是在导弹表面砸出一个凹痕，仅此而已，并且没人会知道。在事故发生半个小时之后，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他们将处理一次重大的燃料泄漏，也有可能是火灾。技术手册里面并没有关于此种情形的检查表。现在是时候即兴发挥一下了，以弄清楚怎么做才能拯救导弹和里面的弹头，以及身处地下控制中心的那10个人。当西德·金（SidKing）接到阿肯色州克林顿市调频广播电台KGFL外景人员打来的电话时，他正在朋友家里吃晚饭。那个人说，大马士革的泰坦-2导弹发射井似乎发生了事故，诸如泄漏或是其他什么的。金是KGFL的经理和股东，也是该电台的巡回记者。他的朋友汤姆·菲利普斯（TomPhilips）是电台的销售代表。克林顿位于大马士革以北约17英里，在65号高速公路旁边。汤姆住的地方查克托（Choctaw）则离导弹发射场更近。赶快去那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吧，金如此提议道。菲利普斯觉得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他俩告别了妻子然后上了KGFL的移动设备，一辆安装了一个甚高频发射器（VHFtransmitter）和一根巨大天线的道奇欧米尼轿车（DodgeOmni）。这辆微型车的绰号“顺风耳”（LiveEar）以及电台的呼号（callletters）被喷绘在了车身两边。金今年27岁，他在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长大，那是一座位于大马士革以东一小时车程的小镇，仅有约人。他的父亲是个“万事通”（jack-of-all-trades）：数学老师兼房地产经纪人、理发师，还经营着一家电影院以补贴家庭和小农场之用。金有一个淳朴的小镇童年，但他也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离开阿肯色州的乡村去好莱坞追梦。受到作为阿肯色州最初一批电视气象预报员之一的大伯父的鼓励，金进入阿肯色州立大学学习广播电视。在夏天的时候，金是“美利坚合众国多帕奇”（DogpatchUSA）——它是欧扎克（Ozarks）一个以漫画家艾尔·凯普（AlCapp）创作的莱尔·艾布纳（Li’lAbner）及其他角色为特色的游乐园——驻场乐队的鼓手。这个乐队每晚表演好几个小时，主要是演奏迪克西兰爵士乐（DixielandJazz）、像《普世欢腾》（JoytoTheWorld）之类的慢摇滚，以及演奏像出自《屋顶上的提琴手》（FiddlerontheRoof）的《日升日落》（Sunrise，Sunset）之类的旋律。在多帕奇的工作充满了欢乐，金大学毕业后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然后，他爱上了同样在游乐园工作的踢踏舞者朱迪·克拉克（JudiClark）并很快就结了婚。在姐夫的支持下，金开始在阿肯色物色一个合适的地方以开办一家新的广播电台，最后他们选定了克林顿。克林顿是范布伦县县城所在地，位于欧扎克山山脚下，约有人，市中心吸引了整个区域的购物者。年，KGFL作为一个瓦特的“日落”电台正式开播，但是它只在白天播放节目。金希望它能够承担起重要的职能，就像一份小镇报纸在一代人以前所扮演的那种角色。KGFL以播放国歌来开始一天的节目，接着播出大约半个小时的福音音乐，然后再转向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上午的时候，电台会播出一档叫“交易站”（TradingPost）的听众互动节目，即一个允许当地听众打电话进来买卖商品的无线电跳蚤市场。下午的时候，当孩子们放学时，电台开始播放摇滚乐，一直到夜幕降临电台停播。金的妻子在电台附近开办了一家舞蹈工作室，教小孩跳爵士舞、踢踏舞和芭蕾舞。舞蹈工作室选址相当棒，位于克林顿市中心唯一的两层建筑物的第二层。西德·金和汤姆·菲利普斯差不多同岁，他俩在多帕奇相识，菲利普斯在那里扮演莱尔·艾布纳，而且他们都比较熟悉大马士革镇的泰坦-2导弹发射场。KGFL几年前报道过那边发生的一次事故。在年1月27日凌晨3点的时候，一辆停在发射场停车场上的氧化剂拖车发生了泄漏。然后发射场人员对拖车进行加热，以保证在寒冷的冬天里氧化剂的温度高于42℉（约5.6℃）。但是，恒温器突然坏了。于是，加热器使氧化剂的温度升高至超过℉（约37.8℃），远超过其沸点，而不是将其保持在60℉。拖车上飘出来一道棕色的烟雾，最终形成了一朵长约1英里、宽约码的云。位于地下控制中心的值班人员对地面上的拖车正在泄漏氧化剂的事毫不知情，直到早上赶来发射场值班的人员发现情况不对之后才拉响了警报，而这时氧化剂已经泄漏5个小时之久了。值班小组在路上发现了氧化剂形成的云雾，于是掉头开往大马士革镇，在那边用公用电话通知了指挥部。一个带着作业服的推进剂输送系统工作组乘坐直升机赶到了-7号综合发射场。他们堵住了泄漏点，然后朝拖车喷了好几个小时的冷水，以降低氧化剂的温度。住在发射场周边的邻居们对这次事故相当不满。氧化剂云飘到了附近的农场上空，杀死了数十头黄牛，让一位早起挤牛奶的农夫生了病，还让一所当地的小学被迫疏散。后来，当地的农夫们对空军及拖车制造商发起了一场索赔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诉讼。当金和菲利普斯开着他们的“顺风耳”匆匆经过的时候，范布伦县的警长格斯·安格林（GusAnglin）正和州警察一起站在65号高速公路的路肩上，那里靠近发射井的入口小道。安格林当时40岁出头，瘦高而结实，看起来就像那种知道镇上所有青少年名字，了解他们的父母，以及能够恰如其分地让孩子们慢下来、回家或者停下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小镇警长。范布伦县除了一些小偷小摸、醉酒闹事以及邻里纠纷，并没有太多的犯罪事件出现。不过，安格林也经常会在大半夜接到电话，然后离家去处理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戴着警徽开着警车，但是一般不会带枪，除非情况看起来需要他这么做。他和其他几位副警长管理着这个县数千平方英里上的治安事务，这使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顾及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安格林觉得有义务亲自接听每一个电话，从细微琐事到那些最紧急的事件。他觉得这是范布伦县警长应该做的事情，这也是他从岳父大人那里得到的经验，他的岳父是上一任警长，还聘请了安格林作为他的副手。在年清晨的那次泄漏事故中，安格林不得不疏散了氧化剂云雾经过路线上的所有大马士革镇居民。这次经历让他对空军失去了信心。一开始的时候，空军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则不愿意告诉他。一次又一次，他都被告知这种红棕色的云雾不会造成严重的威胁。在护送居民们离家的时候，他和他的一位副手不小心吸入了相当剂量的氧化剂。这使他俩的身体都出了毛病。当安格林在路上产生干呕和呕吐的症状之后，他俩随即被直升机空运到了医院。几个小时之后，他俩都收到了健康证明，然后就被送回了家。但是接下来的几周，安格林都在头疼并且感觉不太舒服。现在，一根白色的烟柱再次从导弹发射场直冲云霄。再一次，空军的人连个电话都懒得给他打。金向警长以及州警察打了声招呼，然后他建议大家一起去那边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光线越来越昏暗，他们四人沿着入口小路走了过去，寻思着这次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到达了围栏处，然后在那边停留了一会儿。突然，几位空军安全警察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手里拿着M-16步枪，并且质问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安格林回答说：“我是这个县的警长。看起来你们这里又出现问题了。我们只是想弄清楚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疏散居民吗？”一位安全警察回答道：“不，不用，一切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小石城的指挥部已经掌控了局面。安格林和州警察掉头开始朝来时的路走去。警长看上去并不高兴。金开始朝安全警察连珠炮似的提问：这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是烟雾吗？是不是着火了？其中一位安全警察正打算回答，然后他问金和菲利普斯是不是警长的同事。金回答说不是，他们是KGFL的人，这位安全警察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先生，请你马上滚开！”当他们朝自己的车走去的时候，这两位年轻人都笑了。菲利普斯说：“哥们儿，那家伙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啊。”他俩决定沿着高速公路在这附近逗留一会儿，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过他们首先得向电台发条消息。欧米尼轿车上的发射器还没有强大到能在65号高速公路附近的山里向电台发送消息的程度，于是他俩决定将车开到山顶上。金让电台的技术人员赶紧联系小石城里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以及美国广播公司（ABC）下属的KATV，并告诉他们大马士革镇的导弹发射场出事了。接着他们将车开下了山，停在入口小道附近，然后等在那里。奇尔德斯和霍尔德轮流坐在指挥官通常坐的那个控制台前。马扎罗站在另一个控制台前，或者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是他们这群人所遇到的最优秀的战斗值班小组指挥官之一，但是现在他看起来似乎心神不宁。每过几分钟，他们中的一个人就会按下“风险警报逻辑复位”（HazardAlertLogicReset）按钮。它的作用是关闭那些出现故障、提示一个不存在的问题的警示灯。在鲍威尔承认掉下了套筒不久后，这个复位按钮就被按下了，发射导流槽氧化剂蒸气的警示灯随即熄灭了。这就确认了奇尔德斯和霍尔德此前的怀疑：氧化剂没有泄漏。现在至少有一个隐患可以排除了。他们知道第一级的燃料箱正在发生泄漏，燃料蒸气正在发射井中四处游走。但是，真的着火了吗？霍尔德认为，一旦箱体破损，燃料蒸气就开始与发射井中氧化的铝制工作台发生反应。他不认为发射井中发生了熊熊大火，更可能是在阴燃的小火，但温度足以触发火灾探测器。地面上的推进剂输送系统工作组此前给出了关于从排气孔排出烟雾的相互冲突的报告，一开始将其描述为白色烟雾，之后又说是“绿色烟雾”。奇尔德斯认为这纯粹就是一起简单的燃料泄漏，只是此前有人认为它是火情而已。燃料蒸气很容易被误认为烟雾。不过，他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火灾探测器会被触发。火灾探测器是一种含有会在℉（约60℃）的温度下熔化的金属条的机械装置，它们应该是相当可靠的。可能是风险预警电路发生了故障，在探测器实际上没被触发时错误地显示它们已经被触发了。无论如何，发射井中的喷淋系统都会发挥作用。水将会稀释燃料，使它更加不容易被点燃和引爆。并且即使里面有处阴燃的小火，水也可以将其灭掉。很快，一些新的问题接踵而至。霍尔德每五分钟都会根据推进剂箱体压力监测装置的显示，记录下第一级推进剂箱体的压力水平。理想的燃料箱和氧化剂箱的压力水平为11.5磅每平方英寸（psi）。事故发生半个小时之后，燃料箱的压力已经降到5.5psi，氧化剂箱的压力却升到了18.6psi。水和燃料在发射井中的混合放出了热量，温度升高使氧化剂箱内的压力不断升高。如果压力太大，氧化剂箱将会破裂，氧化剂也将倾泻而出。它会与发射井中的燃料混合，从而引发爆炸。与此同时，泄漏也使第一级的燃料箱中的压力不断下降。箱体上的小孔使燃料可以从箱体里面流出，但空气无法进去。第一级的燃料箱位于导弹的底部，它支撑着导弹的绝大部分重量。泰坦-2导弹的铝制外壳大约相当于一个5美分的镍币那么厚。就像轮胎里面的空气而不是橡胶本身支撑一辆汽车的重量一样，体型巨大的火箭也是以第一级燃料箱中那重达磅的燃料来作为支撑的。理论上，这个箱体在其他箱体全满的时候不应该是空的，除非导弹已经飞离地面数百英里。假如最底部的燃料箱塌陷了，位于它正上方的氧化剂箱也会随之倒塌并破裂。这两种推进剂一旦混合在一起，导弹会立即发生爆炸。眼下，导弹第一级两个箱体的压力水平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一个由于温度上升而在不断升高，另一个则由于发生泄漏而在不断下降。当压力水平上升到25～30psi的时候，氧化剂箱体有可能会破裂；而当压力下降至-3～-2psi的时候，燃料箱有可能发生塌陷。晚上7点30分，即事故发生一个小时之后，燃料箱中的压力是2.6psi，而氧化剂箱中的压力则是18.8psi。霍尔德建议关闭导弹的电力供应。套筒可能已经击中一块配电板，并且引发火情。但是即使没有发生这种情况，维持发射井中的电力供应也可能产生莫名其妙的电火花，从而可能点燃燃料蒸气。尽管这个建议感觉就像要抓住救命稻草，但霍尔德认为，与其干坐在那里，这正是他们实际能做的。在导弹潜在危害处理小组的帮助下，他们拟制了一个检查表。他们一致同意将向推进剂箱体压力监测装置供电的13号断路器保持在打开状态，以继续获得推进剂箱体的压力读数。正当霍尔德读到检查表的第一句话并准备关掉断路器时，指挥官控制台上的一个灯显示喷淋系统已经停止作业。发射井中牢固水箱的水已经用完了。从理论上说，它本来是可以通过地面上的另一个大水箱来自动灌满的。但是，霍尔德和富勒在上午检查时发现的牢固水箱上那个出了故障的开关，早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前，就有人把连接两个水箱的水管关闭了。大约10万加仑的水被注入了发射井，而另外的10万加仑水依然在地面上。然而，值班小组完全没有办法使用那些额外的水。指示灯显示发射井中的水泵依然在运转，但是什么也没有流出来。由于担心电动马达可能引发电火花，奇尔德斯试着关闭水泵。他一直按那个按钮，但水泵就是没有被关闭。在大约8点过5分的时候，发射导流槽超高温（LaunchDuctTempHighHigh）警示灯开始闪烁红光。发射井中的温度已经达到80℉（约26.7℃），如果没有冷水继续喷淋，温度将继续升高。此时，燃料箱的压力已经下降到0.4psi，而氧化剂箱的压力到了19.5psi，并且在继续快速升高。马扎罗上尉请求允许撤离控制中心，但是他的请求被拒绝了。小石城的导弹潜在危害处理小组提出了一个计划。鲍威尔和普拉姆的作业服还有能够使用大约40分钟的空气。防爆区的那些作业服则还没有被使用过，它们至少还可以使用一个小时。根据小石城的计划，推进剂输送系统工作组的组员将返回防爆区取得作业服，穿上它们，检查矿业安全设备，并报告发射井中的设备放置区域的蒸气水平。如果蒸气水平足够低的话，他们将进入设备放置区，然后打开排风扇。这样也许可以清除掉发射井中的一部分燃料蒸气。这值得一试。富勒、莱斯特和鲍威尔站在8号防爆门边上。鲍威尔把手放在按钮上，他解锁了防爆门，莱斯特慢慢地将门打开一条缝隙。防爆区中到处弥漫着朦胧的白色雾气，闻起来像燃料和烟雾。莱斯特猛地关上了防爆门，鲍威尔迅速将其锁上。现在，防爆区中的作业服没用了，它们已经被污染，控制中心也没有足够的用来完成这项任务的作业服了。当工作组进行第一类型（CategoryⅠ）的作业时，安全规则要求至少有两人身着作业服作为后备人员。地面的组员倒是在他们的卡车里装着四套作业服，但是没有人能够通过无线电联系上他们。现在是8点20分。燃料箱中的压力已经下降到-0.4psi。至少压力表上是这么显示的。推进剂箱体压力监测装置并没有标注负的读数，因此实际压力有可能更低。氧化剂箱的压力已经上升到23.4psi。然后，推进剂输送系统工作组组长海涅曼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撤离了。奇尔德斯和霍尔德完成了关闭导弹供电系统的工作，而在指挥处那一头，他们也关闭了发射井中的空调系统。虽然空调系统能够降低发射井中的温度，但是它同样可能产生电火花从而点燃燃料。奇尔德斯不想撤离，霍尔德也一样。他们想留在原地，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于是他俩进行了悄声的讨论，并在应该怎么做上达成了一致意见。马扎罗和富勒的妻子都已经怀孕了，而马扎罗的妻子随时可能生小宝宝。奇尔德斯和霍尔德决定让其他人先离开，而自己留下来克服这个困难。他们志愿留在控制中心，而有人留守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两人可以监控推进剂箱体压力监测装置，也可以盯着报警指示灯，甚至是打开发射井井盖。他们对防爆门很有信心。霍尔德说：“即使导弹爆炸了，我想我们也会没事的。”冲击波的强度是通过它产生的超压来衡量的——高出海平面气压的气压量，用磅每平方英寸（psi）来计量。0.5psi的超压可以震碎窗户玻璃。2psi的超压能够破坏木制房屋，8psi的超压则能够击倒砖墙。泰坦-2导弹发射井的井盖被设计成能够承受超压为psi的核爆炸。地下的防爆门的防护能力更强大。它们不仅能够保护值班小组成员免于遭受外面核爆炸的影响，也能保护他们免遭发射井内导弹爆炸的损害。从理论上讲，防爆区两侧那两扇巨大的门能够承受的超压为psi。8点30分，即事故发生两个小时之后，导弹联队的指挥官下令让发射场内的所有人撤离。第一级中燃料箱的压力已经下降到-0.7psi。此时，值班小组的人身安全已经无法得到保证。导弹随时可能发生爆炸。当马扎罗和奇尔德斯往保险柜中塞绝密文件的时候，霍尔德和富勒戴上了防毒面具，下到控制中心的第3层去打开紧急逃生通道。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通道的舱门是一个用大螺丝安装在墙壁上的金属圆顶，他们两人轮流用大棘轮去拧开螺丝。每扳动一次棘轮，盖板就打开一点点。霍尔德摘下了他的防毒面具。他都快喘不过气来了，并且觉得眼下防毒面具也不是必要的。他此前在检查的时候开过几次逃生通道舱门，但是他从来没在狭窄的、10英尺的隧道中打开过它。隧道通往一架嵌在通风竖井的水泥墙壁上的钢铁楼梯，顺着它往上爬50英尺就能够到达地面。由于里面塞进了太多的文件，奇尔德斯没法关上保险柜的大门。指挥部告诉他不用担心，敞开保险柜的门也没事。但是这么做让他不放心。尽管发射钥匙和发射密码被安全地锁在另一个保险柜里面，但是这些文件里面有紧急作战指令清单。如果某人得到了它们，他就有可能推敲出关于如何发出和撤销一道发射指令的大量信息。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就变得毫无意义。保险柜关不上，所有的值班人员都必须撤离，也没有人能够很快就进入控制中心。一旦逃生通道被打开，推进剂输送系统工作组的成员们就戴着防毒面具下到第3层。导弹战斗值班小组成员则拿起他们的手枪并装入枪套。在离开控制中心之前，他们将听筒从电话机上摘了下来，如此一来在电话那头的小石城的人就能够听到高音报警器、警报器或者便携式蒸气探测器万一被触发时发出的声音。值班小组还将柴油发电机切换至手动挡，如此一来等会儿整个发射场的电源被切断之后，发电机不会自动打开。这是个备用的选择。发射井中设备放置区域的马达和泵依然在运行，因为控制它们开关的断路器在发射井里面。在理想的情况下，值班小组应该将所有可能产生电火花的设备关掉。但是他们已经尽力做了在当前的情况下所能做的一切。他们戴上了防毒面具，然后匆匆地往楼下跑去。富勒拿着一支手电筒首先进入逃生通道。在这狭窄漆黑的隧道里面，他手脚并用地朝通风竖井爬去。推进剂输送系统工作组和塞拉诺紧随其后，奇尔德斯叮嘱他们照顾好这个新兵。奇尔德斯说：“让他走在你们中间，因为我不想他受到伤害。”霍尔德跟着他们进了通道。他一度很不想撤离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必须得离开了，他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在楼上的控制中心，非法闯入警报响起了。富勒可能已经到了地面并推开了逃生通道的门，中断了指向通风竖井的雷达波束。雷达组件已经探测到移动迹象并激活了警报，就好像有人正试图进入控制中心，而不是从里面出来。奇尔德斯穿过逃生通道，留下马扎罗上尉最后一个离开。隧道里面又潮又暗，就像下水道一样，他不得不爬过一处积满锈水的地方抵达通风竖井。奇尔德斯心里有点发怵。逃生梯的横档在竖井较远的一侧，必须穿过竖井才能够到它，里面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当奇尔德斯往上爬的时候，他在防毒面具里面艰难地呼吸着，也看不清楚梯子。他每爬一级，都会把手伸到头上去感觉另一级，想着要尽快地爬出去，但也害怕会往下滑并摔到竖井的底部。此前在控制中心的时候他们是安全的，但是现在他们则相当脆弱且没有任何防护。在逃生梯的顶端，霍尔德和富勒将他从通风竖井中拉到了砾石地面上。他们三个一起等待着马扎罗，把他也拉了出来，然后就开始往外跑。外面的风似乎正往东吹，将从排风管道出来的白色云雾往进口处的大门那边吹。于是他们一行人往西跑。推进剂输送系统工作组的人已经找到围栏的活动部分，他们移除了快速释放插销，将其推开。马扎罗、奇尔德斯和富勒跟着他们从围栏的开口处钻了出去，试着绕着发射场跑，以绕过云雾笼罩之处，抵达前门那里。防毒面具可以保护他们的肺，但是燃料蒸气可以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他们绕着围栏跑了大约3/4的路程，然后发现风向变了，将白雾朝着他们所在的位置吹来。霍尔德心想，“简直是在开玩笑”，然后准备跑到离这个地方几英里远的地方。当托马斯·A.布洛克史密斯（ThomasA.Brocksmith）军士抵达发射场的入口小道处时，他注意到已经有几位执法官员和记者在那边了。他向范布伦县警长做了自我介绍。布洛克史密斯是现场主管，负责发射场的空军安保工作。警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布洛克史密斯回答说，现在得到的唯一信息是发射场可能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但是现在没有必要疏散当地居民。大约20分钟之后，指挥部命令布洛克史密斯驾车前往发射场。他戴上防毒面具，将他的皮卡开到入口小道上，然后就看到了问题比较严重的一些迹象。灰色的浓烟在50英尺高的空中不断翻腾，并且笼罩在入口的大门处。他将卡车停在了围栏周边的开阔地带。发射场空无一人，寂静无声。他环顾四周，想发现一些不同寻常之处。除了烟雾，发射场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然后，他听到有人用力拍打卡车的侧门，并且大喊：“离开这里，快离开这里。”这个声音吓到了布洛克史密斯，他往门外看，然后看到10个头戴防毒面具、身穿空军制服的人。他们费劲地挤上了皮卡，然后布洛克史密斯开着车快速逃离了那里。在被遗弃的控制中心里，危险警报灯一闪一闪，非法闯入警报一直在响，逃生通道的舱门也大开，而水则从隧道顶部慢慢滴落到水泥地面上。第二部分机械控制最好、最大、最多终于，汉密尔顿·霍尔特（HamiltonHolt）世界和平的梦想似乎触手可及。几十年来，他和一个又一个民间团体一起努力，试图终结国家、种族和宗教之间无休止的冲突。作为一名出身富人之家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曾与安德鲁·卡耐基（AndrewCarnegie）一起在纽约和平学会（NewYorkPeaceSociety）亲密地共事过。霍尔特积极拥护美国和平学会（AmericanPeaceSociety）、世界和平基金会（WorldPeaceFoundation）、强制和平同盟会（LeaguetoEnforcePeace）、国际联盟（LeagueofNations）、调解国际（ConciliationInternationale）、美国国际法学会（AmericanSocietyofInternationalLaw）。他也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ColoredPeople）的创始人之一。他主编了一份革新性报纸，参与了年参议员竞选但最终大败，次年即成为罗林斯学院（RollinsCollege）的校长，并在那里创造了一套独特的教育体系。讲课被取消了，教师由学生们来决定是否录用。不过，校园生活并没有终止他在裁军方面的努力。20世纪30年代，霍尔特在佛罗里达州温特帕克（WinterPark）市罗林斯学院的校园内建立了一座和平纪念碑，其造型是石质基座上放置着一枚一战时期的德军炮弹。霍尔特撰写的碑文的开头是：“停下，匆匆过客，并羞愧地低下你的头……”年春天，霍尔特在罗林斯学院主持召开了一场关于世界政府的会议。世界政府的想法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不切实际和天真的，但现在被广泛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俄国、中国以及日本，满目疮痍，废墟遍地。在最近的这场世界大战中，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美国的城市得以幸免——最开始的时候，原子弹横空出世的惊人消息激发了将快速打败日本的信念，以及美国人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自豪感。然后，这个消息背后的暗示逐渐被人了解。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司令亨利·H.阿诺德（HenryH.Arnold）警告大众说核武器的“破坏性超出能够想象的最疯狂的梦魇”，某一天它可能安装在导弹上，通过雷达的指引，瞄准美国的城市。这样的攻击一旦启动就不可能停止。尽管美国以前所未见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从战争之中崛起，但是它突然感觉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德华·R.默罗（EdwardR.Murrow）指出：“历史上几乎从未有过一场战争结束后，它的胜利者会有一种如此不确定的和恐惧的感觉，以及一种未来很模糊且生存难以确定的认识。”就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几周之前，汉密尔顿·霍尔特出席了创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SanFranciscoConference）。但是，霍尔特认为，联合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它只是另一个主权国家的联盟，注定要失败。那些参加了罗林斯学院会议的人同样持有这种看法，而且他们并不是一群狂热的激进分子。那些在霍尔特的“致世界各国人民吁求书”（AppealtothePeoplesoftheWorld）上签名的人有俄亥俄州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三位参议员、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一位众议员，以及爱因斯坦。吁求书呼吁联合国大会要转变成一个世界政府的立法机构。联合国大会将授权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此类武器进行视察，以及运用武力来执行国际法。吁求书最后总结道：“我们相信这些是一个世界政府能够避免原子时代的另一场战争的最低要求。”就在罗林斯会议的那几周之内，一本要求对原子弹进行国际控制的论文集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它的名字是《统一世界或毁灭世界》（OneWorldorNone）。几个月之后，一项民意调查发现，54%的美国民众希望联合国变成“一个有权力控制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美国——的武装部队的世界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连美国军方也认为原子弹应该被禁止或者被置于某种形式的国际托管之下。阿诺德将军是《统一世界或毁灭世界》的作者之一。他一直是战略性空中力量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并且监督了美军对德国和日本的轰炸。他已经为身上背负的巨大压力付出了代价。在战争期间，他遭遇了四次心脏病发作，而他的论文也是在退休之前所做的最后一份公开声明。他写道，原子弹的吸引力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它们降低了“毁灭的成本”，使毁灭“非常便宜且容易”。过去发动一次空袭需要架轰炸机，而现在只需要1架。相较于重建城市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原子弹那是一点也不贵。唯一想象得到的针对此种武器的防御措施是威慑战略，即威胁将在遭到敌人的核攻击之后迅速用核武器对其进行报复。阿诺德在论文中总结道：“一个更好的保护措施是发展出足够强的控制措施和保障措施，全方位地防止它们被使用。”接替阿诺德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司令的卡尔·A.斯帕茨（CarlA.Spaatz）将军是世界政府的公开支持者。最近成立的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司令乔治·C.肯尼（GeorgeC.Kenney）将军花了大部分的时间与联合国军事人员打交道。曼哈顿计划的军方领导人、坚定的反共反苏分子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则认为，原子弹的“存在应该使得战争不可想象”。他赞成对核武器进行国际管控，并且对试图制造核武器的国家施以严厉惩罚。如果没有一种这样的体制，他认为美国只有一种选择。格罗夫斯认为：“如果世界上有核武器的话，我们必须拥有最好、最大、最多的。”在年9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杜鲁门政府的成员们对应该如何利用这种强大的新式武器进行了激烈讨论。对核武器进行国际管控的议题被另一个问题——应该与苏联分享原子弹的秘密吗？——复杂化了。苏联是战时盟友，为了抵抗纳粹德国已经牺牲多万人，现在拥有强于除美国之外所有国家的军事力量。加拿大和英国都被邀请参与曼哈顿计划，但是苏联甚至都没有被告知这个计划的存在。在即将离任的战争部部长亨利·史汀生致杜鲁门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史汀生担心将苏联排除于核俱乐部之外会导致“一场破釜沉舟似的秘密的军备竞赛”。他提出了一个安抚苏联的直接措施，即在任何国际论坛之外，作为取缔原子弹的第一步，将与苏联分享原子能的技术信息。否则，苏联人将自己独立研发核武器。史汀生认为，美苏的伙伴关系能够维持世界的长久和平。他告诉总统：“让一个人值得信赖的唯一方法，就是你要去相信他。”史汀生的建议遭到海军部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Forrestal）的强烈反对。“我们曾对希特勒这么试过一次，”福里斯特尔说道，“绥靖是不会有回报的。”会议以内阁在是否应该与苏联分享核机密的问题上的意见分裂而告终。几周之后，国务院的一位苏联专家，乔治·F.凯南（GeorgeF.Kennan）从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发回了一封长电报，他在其中阐明了自己的意见。凯南写道：“在苏联政权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我要重复的是任何一件事情——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联现在的当权者，或者甚至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当权的人，在他们认为对我们使用这种（原子）能量将会大幅提高他们自身在世界上的权力地位的情况下，存在片刻的犹豫。”如果没有正式的保证或者严格的控制，给予苏联关于如何制造原子弹的任何技术信息都将可能是“极度危险的”。杜鲁门总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于是事情很快就有了定论。美国人不信任苏联是有理由的。年，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纳粹德国很快就侵略了波兰、比利时和法国。两年后苏联又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然后日本就袭击了珍珠港。在战争期间，苏联又单独对芬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发动了突然进攻，随后这些国家数以万计的平民被杀害。在安抚日本外交官并让其相信苏联会在美日之间调解以促使二者达成和平协议之后，苏联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又进攻并占领了满洲地区（中国东北），可能导致了约30万名日本士兵和平民的死亡。苏联的意识形态也在寻求要推翻像美国之类的资本主义国家。此外，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偏执且狂妄自大，“大清洗”导致几十万人被杀。苏联人同样有理由不相信美国。美国曾经武装干涉俄国内战，并且直到年都还在派遣军队与红军作战。美国在年之前一直不给予苏联外交承认。在二战抗击纳粹德国的过程中美国承受了极小的伤亡，但是它要求在德国占领区政府内发挥与苏联同等的作用。美国政府也有悠久的反对几乎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再加上拥有了核武器，它现在成为苏联在欧洲、亚洲以及中东地区发挥影响力的最大的阻碍。杜鲁门总统决定，在对核武器的国际管控议题得到处理之前，关于原子能的国内政策必须先确定下来。战争部青睐《梅-约翰逊法案》（May-JohnsonBill），它将赋予军队在核事务方面的主导地位。该法案还得到了奥本海默的支持，他在战后名声大噪，被誉为“原子弹之父”。但是这个法案遭到了为曼哈顿计划工作的绝大部分年轻科学家的强烈反对。多年以来，他们恨透了格罗夫斯将军施加的严格的、分割性的保密制度，曼哈顿计划中只有很少的一些科学家被获准知道原子弹将如何被使用。现在，很多科学家都为广岛和长崎的毁灭而懊悔不已。他们认为自己比军队中的任何人都更有资格做出关于原子能的决定，并且警告称《梅-约翰逊法案》的通将会把美国变成一个诡秘的极权主义国家。有一些人仍然对苏联抱有美好的愿景，认为战争部的法案会危及世界和平。总而言之，这场辩论的核心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看法，即应该由文官还是军人来控制原子弹。诸如美国科学家联盟（FederationofAmericanScientists）以及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AssociationofLosAlamosScientists）的物理学家代表团前往华盛顿特区，在国会作证，撰写社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并且公开抨击格罗夫斯将军。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BrienMcMahon），正处在雄心勃勃的第一个任期，很快就接受了他们的事业。他断言原子弹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将其留在“一个军国主义的寡头”（amilitaristicoligarchy）手里。他特别担心格罗夫斯将军不会告诉国会中的任何人美国拥有多少颗原子弹，或者它们被存放在哪里——以及格罗夫斯会拒绝与内阁成员、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战争部部长分享原子弹的相关信息。杜鲁门总统支持军方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坚持将与原子弹储存相关的详细信息列为最高机密的立场。但是在文官控制的议题上，他的立场和那些年轻的科学家是一致的，他支持由参议员麦克马洪发起的那个法案。麦克马洪的法案，即年《原子能法》（AtomicEnergyAct），在经过稍微的修改之后被国会通过，然后由总统签署生效成为法律。它创立了一个由文官控制的原子能委员会（AtomicEnergyCommission，AEC），以及一个由国会监督的原子能联合委员会（JointCommitteeonAtomicEnergy，JCAE）。军方人员可以在能够为原子能委员会提供建议的联络委员会任职，但是他们不能决定这个机构的政策。总统有权独自决定美国应该拥有多少颗原子弹，它们应该在什么时候被移交给军方，以及它们是否应该被用来对付敌人。现在，一个人拥有了这样的权力，他只需要一道命令，就能够剥夺数百万人的生命。隶属于曼哈顿计划的所有实验室、反应堆、加工厂、裂变材料以及原子弹部件都被移交给原子能委员会。至此，对原子弹的文官控制已经成为美国一项由法律牢固确立的原则。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军方几乎立刻就采取措施来削弱它。年6月14日，在布朗克斯（Bronx）亨特学院的体育馆里，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Baruch）向一群联合国代表说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在生与死之间做一个抉择。我们必须在世界和平与世界毁灭之间二选一。”现年76岁的巴鲁克是一位优雅、满头银发的金融家，他受杜鲁门总统委托来提出一个对原子弹进行国际控制的建议。“巴鲁克计划”（Baruchplan）呼吁成立一个隶属于联合国的新机构，它将拥有或者控制“所有可能对世界安全造成潜在危险的原子能活动”。这个机构将拥有视察世界上所有核设施的权力，以此来确保任何试图制造核武器的尝试都将被发现并遭到严惩。这套新的国际控制体系将分阶段实施，并最终使制造、拥有或使用原子弹成为非法行为。巴鲁克说，美国将愿意交出其“制胜武器”，但需要得到比单纯的文字更强有力的“安全保证”（guaranteeofsafety）。选择伯纳德·巴鲁克以帮助制订美国的计划，在杜鲁门政府内部是有争议的。许多自由派人士批评巴鲁克年纪太大了，对原子武器所知甚少，对苏联也是疑心重重。巴鲁克计划也遭到包括奥本海默在内的许多人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个计划还不够大胆，它强调的是视察和惩罚，而不是与苏联合作。奥本海默支持与苏联分享关于原子能的技术信息以及促进善意的方案。6月19日，苏联给出了它自己的计划。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Gromyko）提出，首先美国应该销毁自己所有的核武器，然后才能就如何防止其他国家获得核武器达成一个协议。苏联的反应确证了自由派人士对巴鲁克计划的怀疑，也确证了保守派人士对苏联的怀疑。年夏天，将原子弹定为非法的某种形式的国际协议仍然有望达成。尽管苏联抱怨说美国试图延长其核垄断地位，美国的国防政策也很难说是某个帝国主义强权寻求统治世界的那种类型。事实上，美国很快就开始裁减自己的武装部队。美国陆军的士兵人数很快就从大约万人下降到不足万人，美国陆军航空部队的飞机数目也从近乎8万架下降到不足2.5万架，其中只有1/5的飞机能够执行飞行任务。舰船和坦克几乎被永久地拆解了，国防预算被削减了将近90%。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大兵们都渴望回家，恢复他们的正常生活。当复员的步伐看起来很慢的时候，他们在德国占领区内举行了抗议游行。美国人民几乎没有表现出来要建立一个帝国，或者在海外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的意愿。尽管战争部试图获得广泛的外国基地，但针对美国的军事挑战的可能性似乎是微乎其微的。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副司令圣克莱尔·斯特里特（St.ClairStreett）少将年7月的时候说：“我们国家最优秀的战略家认为，现在不存在重大的战略威胁或需求，这样的战略需求在未来三至五年内也不会存在。”正当对世界政府、世界和平以及对原子弹的国际管控的希望达到顶点的时候，冷战开始了。在纳粹德国这个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美苏之间的盟友关系开始崩解。苏联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乘乱打劫，延迟从伊朗撤军，以及对地中海沿岸土耳其领土的要求，使杜鲁门政府极度不安。但是，冷战的根源在德国和东欧，苏联人希望在那里建立一个应对未来入侵威胁的缓冲区（bufferzone）。乔治·凯南告诉美国国务院说苏联人“狂热地”致力于摧毁“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而温斯顿·丘吉尔则警告称，随着共产主义和极权统治的扩张，一道横跨欧洲的“铁幕”已经降下。到年3月，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变得寒意十足。在向国会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杜鲁门总统宣称将向那些被一个依赖于“恐怖和压迫、受控制的媒体和电台、固定选举以及压制个人自由”的体制威胁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尽管演讲中从未提及苏联，但杜鲁门主义（TrumanDoctrine）的目标显而易见。现在，美国郑重宣布要在全世界遏制苏联的势力。几个月之后，当苏联开始阻止己方的盟友通过马歇尔计划（MarshallPlan）获得美国的援助时，东西欧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年2月，捷共领导的“二月事件”震惊了美国社会。这次事件唤起了人们对年纳粹袭击捷克斯洛伐克、欧洲胆怯的回应以及世界大战接踵而至的一系列回忆。然而，杜鲁门总统强硬讲话的背后并没有一个能够保卫西欧的军事战略作为支撑。在年的头几个月，当杜鲁门总统形成他的反共主义的时候，五角大楼并没有一个打击苏联的战争计划，并且美国军队的快速复员似乎也给了苏联在地面战场上的一个巨大优势。当时美国陆军只有1个师驻扎在德国，再加上10个警察团（policeregiment），总兵力可能在10万人左右。英国陆军同样只有1个师在那边。而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苏军大约有个师，士兵人数在万人左右，有足够的能力入侵西欧——并且他们还能在一个月之内动员额外的多个师的兵力。原子弹很快就成为美国保卫欧洲的战争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不是被联合国禁止。年6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份绝密报告，名为《原子弹作为军事武器的评估》（TheEvaluationoftheAtomicBombasaMilitaryWeapon）。该报告的内容中包含了在战争中可能如何使用核武器的最新构想。战后时期的第一次核试验——于头一年7月在马绍尔群岛（MarshallIslands）的比基尼环礁（Bikiniatoll）进行［行动代号为“十字路口行动”，包括7月1日进行的埃布尔（Able）空中核试验和7月25日进行的贝克（Baker）水下核试验，原定的第三次深水核试验查理（Charlie）因故取消。——译者注］——已经证明这种武器的一些局限性。7月1日试验时使用的核武器是类似于在长崎使用的马克3内爆式炸弹，其轰炸对象是一些无人驻守的日军和美军废弃战舰，由于爆心偏离了瞄准点几乎半英里，88艘战舰中有83艘未被炸沉。“一般说来，海上的船只和部队不太可能被视作原子弹的主要打击目标，”该报告总结道，“这种炸弹更应该作为一种针对大型城市和工业区域的人员及其活动的卓越武器。”最重要的是，它是杀伤和恐吓平民的一种极为有用的武器。该报告指出，核攻击将会唤起“人类原始的恐惧”并且“瓦解国家的意志”。原子弹的军事重要性显而易见：它不会被用来打击军队。核武器将被用来摧毁敌人的士气，它最好的一些打击目标是“具有特殊的感情意义的城市”。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太喜欢这些结论，但也认为它们是正确无误的，它们是核时代战略艰难的新现实。假如其他国家也获得了原子弹，它们可能用同样的方式针对美国使用该种武器。这些武器的破坏力如此巨大，以至于针对敌人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和一次突然袭击的逻辑，可能被证明是难以抗拒的。就像西部传统的枪战一样，只有先开火的人才可能获得核战争的胜利。如果一个国家拥有的原子弹比它的对手少，那么它就有发动突然袭击的特别强烈的动机。出于这个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许多美国高级官员认为应该在苏联获得任何核武器之前对它进行核轰炸。格罗夫斯将军认为，如果“我们是出于冷酷的现实主义考量”，这种方式就将是有意义的。美国空军大学（AirUniversity）校长奥维尔·安德森（OrvilAnderson）将军公开支持对苏联发动进攻。“我不是主张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安德森告诉一位记者，“我主张戳破幻象。”他认为就是耶稣基督也会赞同将原子弹扔向苏联：“我想我可以向他解释称，我拯救了文明。”此后，安德森因为此番言论而被停职。对首先发动打击的拥护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军方高层。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那位英国哲学家与和平主义者，曾因反对一战而被监禁——敦促西方民主国家在苏联获得核武器之前对其发动进攻。罗素承认针对苏联的核打击将是恐怖之举，但是“任何事情都要比向其屈服来得好”。温斯顿·丘吉尔同意向苏联人发出最后通牒：将你的军队从德国撤出，否则你的城市将毁于一旦。即便是汉密尔顿·霍尔特，这位和平爱好者、世界政府的热情拥护者、为通过调停和外交以及相互理解来解决争端奋斗终生的倡导者，也不再相信这种方式会起作用。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并且苏联不值得信赖。霍尔特说，任何反对联合国管制原子能的国家，“都应该被原子弹从地球表面抹去”。年春天，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批准了第一个直接针对苏联的紧急作战计划——“半月”（Halfmoon）。该计划假设苏联会由于意外或者误会的刺激而在欧洲发动一场战争。冲突将以美国在一系列陆地战争中失利开始。由于兵力悬殊和无法守住西德领土，美国陆军不得不且战且退，撤退至法国和意大利的港口，然后等待美国海军帮助撤离。苏军将横扫欧洲、中东和朝鲜半岛。第一波战斗打响15天之后，美国将通过“原子闪电战”（atomicblitz）的方式发动反击。这一计划开始时要求向苏联扔50颗原子弹，后来这一数目增加到颗，打击目标是苏联境内的70个大小城市。列宁格勒将遭到7颗原子弹轰炸，而莫斯科是8颗。这一反击计划背后的理论被称为“灭国理念”（nation-killingconcept）。在原子闪电战之后，戴尔·O.史密斯（DaleO.Smith）上校解释道：“一个国家将会死亡，就像一个人被子弹击中心脏后会死去一样。”“半月”计划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保卫英国，大部分的原子闪电战都将从英国的空军基地发起。但是，正如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警告的那样，此举只会鼓励苏联人对英国发动“毁灭性的、压倒性的攻击”。如果无法使用英国的机场，美国的飞机将被迫使用埃及、印度、冰岛、格陵兰岛、冲绳或阿拉斯加的基地。B-29和B-50轰炸机有限的航程可能需要美军机组人员执行单程的“自杀式”飞行任务。厄尔·E.帕特里奇（EarleE.Partridge）少将说：“这将会是我们所做过的最便宜的事情。一次性派出所有的飞行员、炸弹和飞机。亲吻他们，然后送他们上路。”年5月，杜鲁门总统听取了“半月”计划和原子闪电战的简报。他两个都不喜欢，遂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一个保卫西欧的计划——不能使用核武器。他仍然寄希望于某种形式的国际协议将会禁止这种武器。参谋长联席会议着手制订一个完全依赖于常规部队的紧急作战计划——“橡皮擦”（Eraser）。一个月之后，苏联人切断了通往西柏林的铁路、公路和水路。杜鲁门现在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与封锁进行对抗可能导致与苏联开战，但是退缩和放弃柏林又将冒着苏联统治欧洲的风险。德国美占区军政府长官卢修斯·D.克莱（LuciusD.Clay）决定开始向城中空运物资。杜鲁门总统对此表示支持，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了疑虑，担心美国无法处理好与苏联人的军事对抗。在柏林危机期间，“橡皮擦”计划的工作被中止，杜鲁门发布了一系列概述如何使用核武器的指令——并且原子闪电战成为美国应对苏联入侵西欧之举的最可能的回应方式。这种新战略遭到了乔治·凯南以及国务院其他人的强烈反对，他们提出了关于它的后果的问题。一位官员警告称：“此种原子攻击的消极心理及社会后果，危及战后和平的时间可能会长达年。”但是，对“半月”及其之后的类似战争计划——“弗利特伍德”（Fleetwood）、“双星”（Doublestar）、“特洛伊”（Trojan）和“解索”（Offtackle）——的最强烈的反对意见来自美国海军军官。他们认为，移动缓慢的美国轰炸机有可能在抵达苏联城市上空之前就被击落。他们声称，美国在海外的空军基地很容易遭到苏联的攻击。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使用核武器攻击平民目标的想法感到惊愕不已。海军反对这些战争计划既有伦理上的原因，也有实际操作中的理由。对于从海军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来说，原子弹还是重得难以负载。这一事实也给了新近独立的美国空军在防务经费中的优先权。一个多世纪以来，海军军官们一直认为自己才是美军中的精英。眼下，他们相当不满意空军那咄咄逼人的公关努力、那些贬低海军力量的言论、那些声称远程轰炸机赢得了二战的书籍和文章，以及那些如沃尔特·迪士尼（WaltDisney）的《空中制胜》（VictoryThroughAirPower）之类的宣传电影。在这部动画电影中，伴随着陷入火海的一系列城市的是它的标语：“空气中有一阵震颤。”美国海军认为，原子闪电战是一种错误的保卫自由世界的手段，并且五角大楼内部很快就对在欧洲发生的下一场战争应该怎么打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期待着能够解决这个纠纷，成为国防部部长的詹姆斯·福里斯特尔任命空军官员休伯特·R.哈蒙（HubertR.Harmon）牵头进行一项旨在弄清楚核攻击是否能够打败苏联的研究。年5月，哈蒙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最新的“特洛伊”作战计划可能削弱30%～40%的苏联工业生产能力。它还可以杀死万名平民，并对另外万人造成伤害。这些还只是保守估计，因为它没有考虑多颗原子弹所能够引发的火灾。但是，“特洛伊”计划将无法阻止苏军征服欧洲大陆和中东地区，它也无法导致苏联崩溃。该委员会指出，“对于绝大多数苏联人来说，原子弹轰炸只会证实苏联对外国势力的宣传，激起对美国的憎恨，让这些人团结一心并增强他们战斗到底的决心”。尽管如此，哈蒙不认为存在替代目前战争计划的现实方案。原子闪电战是“快速冲击和伤害”苏联军事努力的“唯一手段”，并且“尽早使用这种手段的优点是巨大的”。年8月29日，苏联人在哈萨克斯坦东部的试验场引爆了他们的第一个原子弹装置——RDS-1。这次爆炸的当量为2万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大致相当于轰炸长崎的原子弹的威力。RDS-1是马克3内爆式炸弹的一种仿制品。尽管美国的决策者们一直在为是否与苏联分享机密的原子弹信息而担心、焦虑和争论不休，一个共产党的谍报网络却渗透曼哈顿计划的实验室，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些机密。尽管诸如尤里·鲍里索维奇·哈里东（YuliBorisovichKhariton）之类的苏联物理学家聪明绝顶并且极具创造性，但通过在洛斯阿拉莫斯、汉福德和橡树岭的谍报网络所获得的技术知识，完成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容易。美国也给苏联提供了运输原子弹的手段。年，3架美国B-29轰炸机在对中国东北的日军进行轰炸之后被迫紧急降落在西伯利亚。苏联人没收了这些飞机，其中名为“H.H.阿诺德将军特别”号（GeneralH.H.ArnoldSpecial）的那架飞机被细心地拆解开来。共约10.5万个零部件中的每一个都被认真测量、拍照并进行了逆向设计。不到两年的时间，苏联就造出了第一架远程轰炸机图-4（Tupolev-4）。这架飞机几乎和被俘获的那架B-29一模一样，它的机身上甚至也有一个金属补丁，而其位置恰好就是“H.H.阿诺德将军特别”号曾经修补的那个地方。苏联原子弹的消息来得真不是时候。格罗夫斯将军曾向美国人民保证，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之前不可能研制出原子弹。美国刚刚签订《北大西洋公约》，承诺要保卫西欧诸国，而美国的核垄断地位是这一承诺的基础。眼下的情况是，自年战争以来，北美大陆上的美国本土正首次面临遭受一场毁灭性打击的风险。二战结束后的迅速复员工作，使北美大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一台军用雷达可用来搜寻空中的敌机。迟至年，美国防空司令部（U.S.AirDefenseCommand）只有区区23台雷达用来守卫其东北部地区，并且它们大多是无法探测到低空飞行的苏联轰炸机的老旧设备。一旦爆发战争，美国城市的安危将依赖于空军下辖的地面观测部队（GroundObserverCorps），即数以千计的用双筒望远镜搜索天空的平民志愿者。苏联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的消息通过在五角大楼内部制造出的那种混乱感变得更加不祥。由于被压力、睡眠不足和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恐惧压倒，国防部部长福里斯特尔近来饱受神经衰弱困扰，后来医院（BethesdaNavalHospital）16层的一个窗户跳下身亡。当新任国防部部长路易斯·A.约翰逊（LouisA.Johnson）取消建造巨型航空母舰“美国”号的计划时，愤怒的海军军官们散布谣言说空军最新型的远程轰炸机B-36有着致命的缺陷。一开始只是兵种之间关于军费开支的竞争，很快演变成了一场关于美国核战略的辛辣、公开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绝密作战计划被不断泄露给报纸，战争英雄们也互相质疑彼此的爱国之心。在年10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一位接一位的海军高级将领谴责原子闪电战的理念，认为用原子弹轰炸苏联城市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他们主张用从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对苏联军队及其补给线进行“精确的”战术轰炸。海军上将威廉·F.哈尔西（WilliamF.Halsey）将美国空军的新型轰炸机比作用来摧毁中世纪城堡和城镇的攻城器械。“我不相信大规模杀伤非战斗人员的价值，”海军上将亚瑟·W.雷德福（ArthurW.Radford）作证说，“一场灭绝性的战争可能带来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PyrrhicVictory，西方谚语，意指代价高昂或得不偿失的胜利。——译者注），但它在政治和经济上是毫无意义的。”对空军的最严厉批评来自海军少将拉尔夫·A.奥夫斯蒂（RalphA.Ofstie），此人在战后参观了日本那些被大火烧毁的城市。他将原子闪电战描述为“对男人、女人和小孩的随机大屠杀”。这整个理念都是“残酷而野蛮的”，并且有违美国的价值观念。奥夫斯蒂说：“我们必须确保那些军事技术不会剥夺我们的自尊。”海军对战略轰炸的反对——很快就被称为“海军将领的反叛”（revoltoftheadmirals）——激怒了杜鲁门政府。对欧洲的常规防御看起来不太可能了。国会未能成功更新草案，国防开支被削减，甚至是美国陆军，由于缺乏足够的人力，也支持空军的轰炸计划。通过建造像“美国”号这样的超级航母，海军的道德论点被削弱。这种超级航母大到足够支撑搭载原子弹的轰炸机起飞。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Bradley）将军通过一次引人注目的露面最终在国会终结了这次“反叛”。布拉德利在二战期间因为善于言辞、在陆军中的人性化领导而获得了巨大的尊重，而他为人公正的美誉也让他的证词更有说服力。布拉德利指责海军是在进行对美国文官领导层的“公然反叛”（openrebellion）。海军将领们都是那种不喜欢遵从命令的浮华之徒（FancyDans）和雄心万丈的殉道者（aspiringmartyrs）。对于那种打击城市乃不道德之举的指责，布拉德利则回应说：“就我个人而言，战争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尽管空军和海军愿意为了如何使用原子弹而打一场让人讨厌的官僚战争，但这两个兵种在谁应该掌控此种武器方面则达成了完全的一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大卫·E.利连索尔（DavidE.Lilienthal）自上任第一天起就持续不断地面对着向军方移交核武库的管理权的压力。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再声称，美国最强大的武器应该牢牢掌握在那些可能有一天不得不使用它们的军官手里。在柏林危机达到最高峰的时刻，国防部部长福里斯特尔要求杜鲁门总统向美国空军转交所有的核库存，他警告称如果苏联人发动一次针对原子能委员会存储设施的攻击，美国将会失去防御能力。杜鲁门总统的顾问之一詹姆斯·韦伯（JamesWebb）没有被这种论调说服，他告诉利连索尔：“那种要将原子弹的监护权交给那些好胜心切、嫉妒心重和不听指挥的兵种，以及为了地位而不停争斗的主意，真是一个可怕的前景。”总统否决了军方的要求，并且公开重申了他对文官管控原子弹的支持。对此，杜鲁门曾在私下解释说，他不想“让某些鲁莽的中校决定什么时间是投下原子弹的合适时刻”。白宫对原子闪电战的批准赋予战略空军司令部一种独一无二的重要角色：只有它才拥有可以投放原子弹的飞机。“对任何一个胆敢针对美国的未来攻击者来说，毁灭就在不远处，”美国空军一份宣传物警告称，“快速报复是我们的回应，它将以战略空军司令部实施的空中致命一击的形式来实现。”然而，豪言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大规模的复员工作使战略空军司令部外强中干，极度缺乏熟练的飞行员和机械师。在年的一次重大演习中，战略空军司令部所辖B-29飞机几乎有将近半数未能成功起飞并抵达预定目标上空。围绕着原子闪电战的公众争议掩盖了关键的一点，即美国根本无法发动一次原子闪电战。美国的紧急作战计划声称要使用多颗原子弹对苏联发动反击，但战略空军司令部仅有26个飞行小组可以运送它们。其中可能有一半的飞行小组在还未抵达他们的目的地上空时就被击落，而其他小组可能被迫在燃油耗尽后紧急迫降在某地。虽然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报复可能是灾难性的，但它不会来得很快。据估计，在发动全面核攻击之前，需要35～45天的时间来做准备。战略空军司令部中存在的问题不仅涉及其现役士兵，它的领导班子也不例外。战略空军司令部首任司令乔治·C.肯尼将军此前的经历很少涉及轰炸机，而他的副司令自20世纪20年代晚期以来就没在战斗部队服役过。年春，当美苏关系日益紧张起来的时候，查尔斯·A.林德伯格（CharlesA.Lindbergh）受邀来对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备战状态进行一次秘密评估。林德伯格给出的结论是，士气低落、着陆场高低不平、训练不足、装备维护极差，并且事故频发。在林德伯格的调查结果提交一个月之后，肯尼将军被解除了司令官之职。接替肯尼的柯蒂斯·E.李梅（CurtisE.LeMay）将军是一位胆识过人且极具创新精神的官员，二战时他就曾彻底革新了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轰炸实践。作为一名战斗英雄，他被人仰慕、惧怕和崇敬，他的支持者认为他是位伟大的爱国者，批评者则认为他是手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接管战略空军司令部之后，他很快将该机构转变成致死效率（lethalefficiency）的典范。他创建了一个专事核打击的庞大组织，并赋予它战争史上未曾有过的摧毁能力。李梅的品性、坚忍不拔和世界观不仅塑造了战略空军司令部全新的制度文化，而且影响了美国核运作方式，这种影响甚至延续至今。他那个“铁屁股”（IronAss）的绰号，确实名副其实。柯蒂斯·李梅出生于年，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度过的。他的父亲是个劳工，做过许许多多不同的工作，其家庭也在俄亥俄州、蒙大拿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之间辗转迁移。他的母亲偶尔会去做用人。他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学校的新生，害羞、局促不安并且经常被人欺负。为了应对家庭生活的这种不稳定和无人管束的状态，李梅学会了自律并且极其勤奋。9岁的时候，他得到了人生第一份带薪工作：以每只5美分的价格打麻雀来喂养一只邻居家的猫。他还送过报纸和电报，尽管学习成绩出众，但他感觉这（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与正常生活脱了节”：其他孩子都在做运动和交朋友，而他则在挣钱和存钱。他高中毕业的时候甚至都从未参加过一次舞会。不过，他已经攒够了钱，足够他支付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StateUniversity）第一学年的学费。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李梅白天在学校上课，从傍晚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在钢铁厂上班，下班后回家睡几个小时，然后返回校园上9点的课程。在完成土木工程的学业之后，年，李梅加入了陆军航空部队。飞行成为他最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按照先后顺序是打猎、开跑车和钓鱼。社交则位于这个名单的最后位置。在其他人渴望成为类似一战时“飞行王牌”（airace）的战斗机飞行员时，李梅认为远程轰炸机将在未来发挥决定性作用。他开始学着驾驶轰炸机，成了美国最优秀的领航员之一，并且演示了飞机可以找到并摧毁海面上的战列舰。年，当李梅领导一个轰炸机群从美国转场飞往英国时，他是那些飞行员中唯一具备飞越大西洋经验的人。在到达英国之后不久，李梅就开始质疑在白天轰炸纳粹时所采取的战术。为躲避重型防空火力，美军的B-17轰炸机常常采取之字形机动；传统观念认为，如果水平直飞超过10秒钟就会被击落。但是，这种规避动作经常使投下的炸弹偏离目标。在对速度、距离和射击速率进行过几次直到深夜的演算之后，李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方法。飞机在直飞时要比进行之字形机动时速度更快，他意识到，由此飞机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的时间也将更短。他设计了一种“战斗盒子”（